我国经济社会体制重大转型过程中,贪污贿赂犯罪问题逐渐突出并严重,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秩序安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大障碍,成为我国迈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绊脚石。贪污贿赂犯罪并非浑然天成,经济学认为,资源是稀缺的,当配置资源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时,就会提供权力寻租的广泛机会,引起严重的腐败问题。在社会经济体制重大转型过程中,监管制度的缺失,决策的不透明,贪污贿赂行为被查处被刑罚的概率较低,使得贪污贿赂成为高收益、低成本的行为。综观我国以往党政机关禁贪贿之律令条规,汗牛充栋,然效果并不理想证明了这一点。第一章从经济分析的前提着手,探讨了经济分析的工具,假设行为人为理性的经济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同时亦分析了经济分析的可行之处,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分析可以理解为行为效果学,在有行为人和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随成本收益变化而作出选择的基本逻辑是可以通用的；当然,经济分析也有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效率以外的价值观,效用过于主观,以及行为人本身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第二章分别从贪污和贿赂行为决策的行为模式进行经济分析。行为人在潜在收益比成本或者风险足够大时,就具有从事贪污行为的“激励”,当包括社会的道德认同廉洁的收益大于从事贪污行为获得收益时,行为人选择廉洁大大加强；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属于刑法上的对合犯,行为人在社会制度不公正、办事程序太复杂等情况下守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成本,超出了行为人所承受的范围,行贿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而国家工作人员在受贿收益大于预期的损失时,往往会受贿。在国家专项整治力度加大,使受贿被发现的概率增大和惩罚加重时,会使行贿行为价格上升,同时受贿行为减少。第三章分析了刑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影响。掌控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有职权,受过较高教育,从事贪贿行为机会成本较高。经过分析得出实施严厉的刑罚并不是有效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唯一条件,增强贪贿犯罪行为人被查处的概率、起诉率以及判决有罪率会大大提高其预期成本。第四章基于上文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贪污贿赂行为模式的分析,得出对刑法以及刑事政策的启示。在于通过利弊引导的薪酬制度,提高廉洁收益；同时提高贪污贿赂行为的成本,尤其是提高其受惩罚的概率,明确其预期惩罚；善用刑罚的减免措施,分化行贿行为人与受贿行为人。这些最重要的是用制度,包括制定制度以及执行制度。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经济分析”,即在借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即面对着不同的诱因时会作出如何的选择。同时,探求刑法投入的成本最佳量,以求得提高刑法收益,其核心是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经济分析作为众多研究方法的一种,不能解释所有的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所用的效用这个概念也较主观,不可量化。但是,就贪污贿赂行为人行为选择上而言,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是可以适用的,也可以给刑事政策的制度设计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