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负责界定产权并对经济史中的繁荣和衰退负责，国家组织及其产权结构的变迁因此成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线索。中国明清王朝期间，国家在统一与分裂、强大与衰退间的周期性变化为研究历史上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明清王朝治乱循环的历史经验分析，揭示出国家组织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解释历史上国家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及国家所界定的产权结构的演变规律。在本文的研究中(1)提出并验证了解释王朝循环的内生交易费用假说；(2)用内生交易费用假说解释了明清管制型产权结构的演变规律，将财政制度、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官员)行为、贸易制度变迁、思想控制等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3)探讨了规范国家产生的条件，为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文对明清王朝治乱循环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以交易费用为主线，按照由外及内、由框架至细节的思路，从三个层次展开。 1.国家组织形态的变迁。在最宏观的层次上，研究了军事技术和交易费用影响下的国家组织形态的变化和调整，提出了王朝循环的交易费用假说，为整个明清国家组织结构的变迁勾勒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按照本文的解释，国家的范围不是外生的地理变量，相反它是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技术和内部组织成本的函数。在军事技术既定的前提下，国家的均衡点位于范围扩大增加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时。超此范围之后，国家规模即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在古代中国，保护的规模效益、协作治水、抵御风险、协调外部性以及对统一市场的需求，极大的提高了国家统一的收益，促使分裂的小国重新走向统一。但是，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统治者以有限的资源维持辽阔疆域(众多人口)的统治，会受到交易费用的约束。为避免交易费用上升导致的国家不稳定，统治者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加强对统治范围内的控制，如限制个体自由、抑制商业和贸易、实行思想控制等。这些短期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统治效率的制度，从长期来看，不但抑制了社会产出(意味着保护和其他公共品供应能力的降低，国家统一的收益下降)而且会不断内生出新的交易费用，使国家统一的收益和交易费用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国家的内在不稳定。同时，统治者用来强化社 会控制的措施，如保甲制也提高了国家的竞争性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最终使这些竞争组织逐渐侵占国家的统治范围，国家重新走向分裂。这个过程是从边际上展开的，表现为国家保护、税收和作为第三方执行契约的范围逐渐被竞争者侵占。在前现代的条件下，中国始终不能克服统治范围和统治资源间的矛盾，因此只有在反复的治乱循环中徘徊。 2．国家组织形态变迁中的产权结构调整。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研究了管制型制度的变迁规律。认为：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受到交易费用的约束，并服务于统一治者税收和权力控制的目的。暴力优势使国家和个人间的契约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国家产生之后的初始产权状态通常是在严格监督的等级制“类奴隶制”状态下开始的，并随着监督、控制费用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交易费用条件下，统治者的监督、控制成本不同，所界定的产权结构也因此不同。 在王朝的初期，统治者监督控制官僚的费用较低，因此用官僚体制里直接征税、控制臣民，提供保护和法律等公共品，并确立了低税收、社会管制以及财政集权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它们构成了统治者维持大一统稳定的制度基础。其中，以低税收政策提供臣民合作的激励，以严格的管制降低征税和监督臣民的成本，以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提供实施管制的资源保障。 随着交易费用的上升，统治者对官僚和臣民的监督费用上升，统治者对权力的追求使他们不可能采取制度性分权或者赋予臣民经济自由的方式来节约监督费用，而只能通过默许官僚一定程度的腐败来强化官僚队伍的忠诚，防止他们卸责，结果造就了国家正式的财政税收制度之外的庞大的非资金体系，社会产权结构演变成轻徭薄赋、财政集权与腐败的三位一体。 非正式资金体系的运行使中央政府、国家与官僚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财政分权。官僚在分成比例的确定上，居于主导地位，在最大化的假定之下，他们会努力的扩大自身份额。并为此加强对基层纳税人的搜刮，导致黄宗曦怪圈的产生；或者有意识的来促进商业发展，以扩大税基，从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地方官员在非正式资金体系的驱使下，所主导制度变迁可能导致商业发展和农村基层被严重剥夺的混乱状态，那种认为地方官员推动得制度变迁一定会导向更有效率的产权状态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随着非正式资金体系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财政集权消 亡，中央政府丧失维持社会管制的资源保障，原有的官僚体制转变成了事实上的包税人，征税的功能挤占了国家管理的功能，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明清型低税收、社会管制以及财政集权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彻底崩溃，统‘王朝重新被分解成无政府状态的割据局面。 3．产权结构调整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产权经济学为工具，从一个“超微观”的角度来分析了明清管制型制度体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通过对产权束的分解来显示管制制度所产生的效果。认为：管制造成个人产权的稀释，私人在最大化的假设之下，会对产权稀释所产生的浪费进行调整，并因此使一些重要的产权属性落入巴泽尔的公共领域中，被最靠近它们的人所攫取。从公共领域攫取财富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它不但导致了管制社会后期的无政府化，而且使一个封闭型社会的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寻租特征，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偏离了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锁入到“高寻租地增长”的贫困均衡中。这是工业革命不能产生在中国(即李约瑟之谜)的原因所在。 明清王朝制度演变对当前改革的启示：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范围过大与统治资源不足间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成本，使国家不必通过严格的管制就能维持统一与稳定，从而为摆脱治乱循环提供了契机。但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遇必须通过制度的整体变革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国家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依赖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在权力使用上的利益共容，而后者又是经济增长和具体制度安排互动的结果。在中国当前的渐进式改革中，首当其冲的不是以调整发展战略来刺激经济增长，也不是政治领域的宪政改革，而是以自由市场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向社会公众分配政治权力，形成广泛而分散的权力结构。 本文的研究方法：坚持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具有整体特征的国家和制度变迁，接受国家的经济人假设，将历史制度的变迁归因于追求权力(税收)的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的博弈，强调制度变迁的边际分析。 本文的创新之处：(1)研究领域的创新，中国历史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但迄今为止仍鲜有人涉足的领域；(2)理论创新，包括：提出了解释王朝循坏的内生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了管制型制度体系的内在变迁规律；揭示了产权经济学和哈耶克的演化经济学之问的理论联系；提出了当前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权力分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