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引起了学界和政策部门的普遍重视,被认为是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中后期,“谁来种田”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形成了多种具体的发展模式,如江苏的联耕联种、湖北的代耕代种等。本文尝试对实践中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供给者的盈利机制进行专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拓展其盈利机制,提高盈利水平,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持续发展,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综合运用了斯密的分工理论、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并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尝试构建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整个研究包括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成本分析和收益分析,其中成本分析包括生产成本分析和交易成本分析,收益分析包括对政策性收益和市场性收益两部分的分析,而对其中的市场性收益的分析又是从直接的盈利方式和间接的盈利方式两方面展开的。进一步说,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农业生产托管作为农业生产过程分工的深化,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增加交易成本,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从收益方面来看,在现实中,由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内容及其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市场性收益也是多元化的,既有直接的服务收费,也有间接的“以服务换市场”,其中,间接的“以服务换市场”的收益方式又有多种形式,如建立在技术服务基础上的农资销售、以生产服务托管为依托获取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环节的利润、金融利润等。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存在较为广阔的市场化盈利空间,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还存在许多制约盈利水平的因素,如交易成本较高、托管组织发育不足、技术水平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从现阶段来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政策性收益在总收益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应当为服务主体提供必要补贴和政策支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以重庆市梁平区和四川省大邑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从服务内容来看,前者主要是传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如耕地、飞防、机收、烘干等,后者则是最新的农业生产信息服务。这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从常规性的农业机械化等服务扩展到数字化服务,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数字农业的出现将大大拓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盈利渠道,并反过来降低常规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成本、提高其盈利水平。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盈利与服务规模正相关;第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盈利与纵向一体化程度正相关;第三,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盈利与交易成本负相关;第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盈利与服务体系的健全性和整合度正相关。根据这些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增强现行支持政策的力度与稳定性;第二,支持鼓励托管组织的纵向一体化经营;第三,-加快完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行业的制度规范,建设有效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第四,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协同机制。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有些许新意。首先,从选题和研究视角看,虽然国内学界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重要性非常关注,对促进政策的研究也很多,但主要是着眼于宏观视角,对如何提升这一行业经营主体的利润水平、从而促进这一行业的资源要素吸引能力、最终实现促进这一行业发展的目的,这种微观视角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的选题和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次,从对“盈利机制”的研究看,本文区分了“盈利机制”和“盈利模式”,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内涵,这一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概念,如“市场性收益”、“政策性收益”,有助于论文较为深入地展开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