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实践城镇医疗保险中，往往伴随着医院方所存在的道德风险，而诱导风险即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医院方所存在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源自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对称。本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刚性医疗需求者和弹性医疗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并由此说明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面临的不同社会福利损失。在说明增加患者的评价信息的反馈、接收可以减少医生的诱导风险的基础上，创新提出并建立了拟合支付宝的模式——反馈评价信息机制来激励院方的行为，借此控制诱导消费的发生并尽可能控制风险，本文采用构建医药量函数并利用利润最大化的方法来激励院方行为，采用对数函数来方便分析并具化医生诱导患者消费的风险。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整个道德风险整体角度去衡量及预防和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然而很少有从单个角度去深入道德风险的一个层面来剖析的。而本文站在社会生活中院方所存在的诱导风险，来说明并进一步预防和控制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诱导风险。　　同时，在说明增加患者的评价信息的反馈、接收可以减少医生的诱导风险的基础上，创新提出第三方支付模式，并建立了拟合支付宝的模式——反馈评价信息机制来激励院方的行为，借此控制诱导消费的发生并尽可能控制风险。本研究将第三方机制以及反馈评价信息激励机制引入医疗机构的调控行为中，借此通过患者的评价以及政府控制支付及补偿水平来防控诱导风险。采用构建医药量函数并利用利润最大化的方法来激励院方行为，采用对数函数来方便分析。本研究假设政府对患者的评价信息的反应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医药量供给的改变来实现的，而医药量的变化势必会引起院方收入结构的调整，本研究借鉴了利润最大化的理论以及构建了医药量函数，以期在医院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同时实现患者利润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在不增加政府医疗费用支出的前提下，通过医疗卫生运行效率的提高实现全社会医疗卫生福利的增加。并且，本研究引入了患者故意差评的部分限制，即引入对数函数，即政府给予患者的医药量补偿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不会无限制供应，当达到一定供应量之后就以此供应量作为最大医药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