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中,左翼文学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是三十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的两大思潮。两者既对峙又融合,交相互映,形成了一道双峰并置、地位独特、风格突出的文化景观。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大众文艺》,以其流变发展的现代性品格,成为那时最早的一份党刊。本文取用社会学与文化学理论,以三十年代《大众文艺》杂志为载体,旨在梳理考论《大众文艺》创办期间,“大众”话语流变、转型、讨论、发展历程,考察“大众”之于左翼语境的意义、价值、作用。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梳理考证辨析“大众”一词及其话语的产生发展流变历史。“大众”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伴随英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带有“乌合之众”贬义色彩。在日本,最初的“大众”,意指僧侣集中的场合,没有“民众”等现代涵义。在国内则泛指“民众”,含有“群”之意。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倡导“平民”意识,提出“民众”之说,“大众”开始由“意识”上升到带有文化内涵的一个高度,涵义理性地浮出水面。第二部分考辨《大众文艺》前期“大众”话语所具有的意义。主要考证分析郁达夫创建《大众文艺》的主旨、意图、倾向、风格。运用文化学及社会学批评理论,在考证基础上辨析郁达夫“大众”理念的理想性和偏执性特点;分析论证左翼阵营,批判否定郁达夫文化现象的政治性、阶级性、占有性等霸主特征。从而反映三十年代左翼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互动对峙的复杂局面。说明“大众”话语,在矛盾斗争中应有的价值意义第三部分重点考释《大众文艺》后期“大众”话语的讨论构建。陶晶孙对于《大众文艺》的功绩,在于把郁达夫创办的一份延续“五四”人文传统杂志,变成了一份地道的左翼党刊。它对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关于“大众”的几次讨论,为四十年代毛泽东《讲话》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奠定了基础。当然,政治上的收获,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扭曲了郁达夫“全民”意识的办刊初衷。结语力图说明,《大众文艺》的“大众”话语梳理考论,并不仅仅为了还原历史,理清头绪,观照其文化现象的历史性、经验性;阐明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争个你高我低。而是想透过“大众”形而上意味的转型探究辨析,发现历史走过的原点精神和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尽管它只是一种话语形式,但它为我们留下的,却是超出时空意义的文化历史穿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