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更是一部抒写英雄心灵的历史,是一部英雄抗争异化、寻求自由与解放的壮丽史诗。塑造英雄可以说是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倾注了西方文学家们历久不衰的创作热情。从英雄形象的第一个原型“半神”在古希腊文学中诞生,这个“半神式英雄”就一直支配并主宰着西方文学的人物塑造,不同时代的文学中的英雄形象都可以看作是“半神式英雄”的不同“变体”。正是这些英雄原型及其变体汇成了西方文学多姿多彩的河流。 当我们把自古希腊而始一直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沿着英雄母题这条线索作-归纳和梳理,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及其流变的运行轨迹： 古希腊时代是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诗意地构筑美丽神话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英雄时代。在神话英雄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这些半人半神的“半神式英雄”已成为整个西方文学的英雄原型和母题。之后的史诗英雄和悲剧英雄,像富于东方色彩的集体主义英雄赫克托尔,足智多谋的追寻英雄奥德修斯,以及敢于和命运作不屈抗争的悲剧英雄俄狄蒲斯,甚至是发出“女权主义”第一声呐喊的“恶魔”式英雄美狄亚,虽然他们不属人与神的后代,但他们都具有显赫的身世和半神一样的高贵出身,这些英雄形象是对“半神式英雄”的最好诠释和深化。“半神式英雄”是处于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对于历史或现实中英雄人物的神化,也是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的人格化。 漫漫中世纪是极端化了的上帝统治一切的时代,上帝的全知全能和至高无上使希伯来神话中的英雄们缺少了希腊英雄那种抗争与行动的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因此,希伯来神话中的英雄是上帝神性光辉和理性精神的体现者,他们超人的神力和辉煌的英雄业绩不过是为了证明上帝神性之伟大。而中世纪流传于民间的史诗英雄与骑士英雄,则表现出对精神世界的另一种追寻与渴望--对人间上帝的追寻。可以说,英雄母题在中世纪文学中发生了质的流变：如果说,古希腊文学中的“半神式英雄”为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学树立了宝贵的母题和原型,那么,中世纪文学中的神性英雄或日宗教英雄,则为西方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原型：即充满理性和智慧、具有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的集体主义英雄。尽管西方文明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选择了阿喀琉斯式的个人主义英雄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主流,而中世纪富有宗教情怀和理性精神的集体主义英雄则长期被边缘化,但是,正因为中世纪文学提供了这样一种与主流英雄相对立的英雄原型,才使得西方文学的形象塑造更为丰富,也更具完整性。如果说古希腊时代的神话英雄、史诗英雄和悲剧英雄确立了西方文学塑造“半神式英雄”的伟大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英雄是上帝理性精神的折射和反映,那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则无不打上了这个巨人时代的巨人意识与巨人精神的深刻印记。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呼唤与造就巨人的时代,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母题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英雄形象突破了传统神性英雄的塑造模式,把视角从神性英雄转向了巨人英雄身上：比如拉伯雷笔下的庞大固埃、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以及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他们是文艺复兴时期巨人式英雄的杰出代表。“庞大固埃主义”是对巨人时代的巨人精神与巨人理想的形象而充分的表述；而堂吉诃德这位文化转型时期脱离实际的愁容骑士和滑稽可笑的叛逆形象,已显露出后世文学中“反英雄”形象的端倪。 十七世纪是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纪,为封建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文学所宣扬的是理性对于情感的胜利。然而,英国作家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塑造了具有叛逆色彩的另类英雄撒旦这一形象。英雄母题在密尔顿笔下走向了“半神式英雄”的极端对立面而成为“恶魔”式的“撒旦式英雄”。“撒旦式英雄”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了巅峰状态。“撒旦式英雄”是西方文学英雄谱系中的别样族类,他们啜饮着孤寂的北风,把复仇的目光扫向敌对的一切,在毁灭与破坏的愉悦中宣泄自我狂暴的激情,他们是以恶的千钧之力向社会宣战的“恶魔”式英雄。 启蒙时代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个巨人时代,从英雄母题的嬗变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式英雄与18世纪的启蒙英雄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区别在于：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带有缺憾感的巨人式英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于巨人英雄的呼唤与期盼,那么,从鲁宾逊到浮士德这些启蒙时代的启蒙英雄则已从幼稚走向成熟,成为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资产阶级英雄的象征。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姆莱特到启蒙时代的浮士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资产阶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 启蒙神话的破灭孕育了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运动,法国大革命及革命之后动荡的欧洲社会现实投射到人们的精神与心理世界,催生了复杂而多元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英雄母题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嬗变,突出地表现在浪漫主义作家所热衷的浪漫主义英雄的形象塑造上。而激越地反叛社会的“拜伦式英雄”则奏响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英雄的最强音,在这些“拜伦式英雄”身上我们更多地找到了“撒旦式英雄”的基因。 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文学中的主角即英雄已失去了昔日崇高的尊严与风采而走向悲凉的陨落与沉沦,从而也使英雄母题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嬗变从传统的“半神式英雄”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蜕变为机能衰退、智力低下的“反英雄”：比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默尔索是荒谬英雄的化身,是一个为荒谬而殉葬的“无意义的烈士”；戈戈和狄狄则是在等待与幻灭的荒诞境遇中苦苦寻求救赎希望的“反英雄”；尤索林是一个敢于向陈规和命运宣战的反英雄；托马斯·品钦笔下敢于直面“熵”化世界对人性的异化和吞噬而不断“追寻”与“超越”的“反熵英雄”；而赫索格则是存在困境中苦苦思索与寻找自我的“反英雄”。从浮士德到赫索格我们可以管窥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成长嬗变的曲折历程。 在20世纪英雄缺席的文学沙漠中我们仍然会发现一片令人欣喜的开拓和展示英雄的文学绿洲：美国现代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笔下的“海明威式英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塑造的超越和突破了传统英雄范式的“罗兰式英雄”,凸显了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现代作家对于传统英雄的呼唤与期盼,他们是20世纪异化世界中英雄神话的守望者。因此,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在“反英雄”成为主流的同时,也涌动着对传统英雄原型呼唤与回归的反向潜流。 从总的趋势来看,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经历了从庄严崇高的“半神式英雄”到懦弱萎缩的“反英雄”的蜕变。 “认识你自己”这一镌刻在德尔裴神庙上的箴言,其实诠释了西方文学的全部价值与最高使命。当我们沿着英雄母题这一线索在西方文学这条多姿多彩的河流中走一走,也许我们会从中惊奇地发现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