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主要把握两条线索。其一，以《汉书》为主要依据，参照《史记》、《后汉书》等其他史料，力图对汉代《诗经》学发端、发展的社会环境、发展轨迹和学术形态等予以还原和充实。其二，结合《诗经》学研究成果，通过对《艺文志》的“六经”“六艺”涵义范畴、“六经”排序原则的探索，对《地理志》的郡国排序和风俗阐释方法的考察，以及对《汉书》的“采诗”、“孝武立乐府”、“乐府采诗”说形成背景、内涵和内在关联的分析，进而对刘歆、班固等人的重要《诗》学观点予以发掘和整理。引言。笔者分别对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予以系统阐述，并着重对与本选题相关的以往研究成果予以回顾。正文共计五章。第一章是对《汉书》记载的西汉今文三家《诗》学的发端情况予以整理。其一，梳理三位宗师的生平事迹；其二，借助《汉书》对陆贾称《诗》、孝惠除挟书律、文景时期三家宗师立为博士官的记载，探索三家《诗》学在汉初的发端轨迹；其三，推导、整理三家《诗》发端期《诗》本复原经过、《诗》说来源和《诗》学成果。第二章是对《汉书》记载的西汉今文三家《诗》学的发展情况予以整理。其一，结合经学发展背景，分别探讨武帝、昭宣和元成之后的《诗》学发展情况，把握西汉三家《诗》学的“经”化历程；其二，梳理三家《诗》传承谱系、《诗》学成果及《诗》学特征。第三章是对蕴藏于《艺文志》的刘歆、班固等人的《诗》学定位予以发掘。其一，总结“六经”、“六艺”内涵转化和先秦、汉初时人混用二者以指代《诗》《书》六典的情况。分析班固在借鉴《七略》基础上形成的用“六艺”指代儒家主体学术，用“六经”指代儒家核心学术，亦即《诗》《书》六典的“经艺观”，这反映了班固对《诗》在“六艺”系统中的定位。其二，考察先秦至汉的“六经”排序，发现先秦时人基于对孔门《诗》教的认识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以《诗》为首的“六经”排序。战国、秦汉之际，次序废乱。汉初虽有恢复，但也表现出新的排序倾向。新序生成于刘歆《七略》，并因班固的采用、发扬得以推广。除著述早晚、复兴先后外，刘歆排序的主要原则是用《易》与《春秋》对应“天地”、“人”道，将《诗》等对应“五行”，再用“新五德终始说”的“五行相生”逆序串联四经。与之不同，班固的排序原则是将《春秋》排除在与“五常”对应的“五经”之外，并将其置于按照“五行相生”逆序依次排列的《易》、《书》、《诗》、《礼》、《乐》之后，由此形成了与刘歆排序相同但原则不一的“六经”排序。在此基础上，可借“六经”排序窥见先秦至汉《诗》在“六经”系统内的定位差异。第四章是对《地理志》汲取、利用《诗经》地理学思想、列国区划、风俗信息和先秦典论的情况予以发掘。其一，分析《地理志》郡国排序，发现其具有以“中”为始，自东至南次西次北的顺时针环进特点。该序思想源于先秦，与《山经》的“五山”序次和《禹贡》等“九州”排次所含先秦地理学思想有相合之处，更与先秦“国风”列国排序所体现出的以“中”为始和东南西北的顺时针方位叙述逻辑相合；其二，发现、归纳“风俗篇”对《诗经》地理区划、地理民俗和先秦典论的吸取、运用，进而对班固考述地理民俗时有意取材于《诗》的思想、方法、成就、影响等予以总结。第五章是对《汉书》的“采诗”、“孝武立乐府”和“乐府采诗”说予以考察，在对各说形成背景、思想来源和历史详情予以考辨、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刘歆、班固对各说的持论角度和加工过程。发现二人寄于其中的是对《诗》之本质为“诗”及“诗”可“言志”、“观志”功用的深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