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教育开始步入近代化,教育变革成为趋势,而僻处中国西南的四川,虽个别地区出现了新的变化,不过就整体而言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四川影响并不明显。然而,随着教育近代化的逐渐深入,先有张之洞力倡新学,开启民智,再加重庆开埠,西学逐渐被引进,尤其是清末新政改革后,四川风气渐开,之后随着新式学堂的逐渐推广,四川旧式的教育体系无可避免的由衰落走向瓦解。本文从新式学堂的筹办、兴起与推广,新式学堂的师生、教学、经费、成效,以及因办学引起的权力冲突、阶层变化等几个方面考察了清末四川尤其是南部县新式学堂的发展状况。伴随着各地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地方学务也日益繁重需要专门的机构负责,在这一背景下,具有现代教育行政功能的行政机构便应需而生,劝学所便被赋予在县域推广新式学堂的基本职能。本文通过考察劝学所的设立、组织构成以及在地方的具体运行时发现,劝学所对新式学堂在地方的创办确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劝学所在推广过程中逐渐拥有了大量资金的使用权以及抽税的权力,从而呈现了在实践中权力扩大化的倾向。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推动下,四川以及南部县,无论是学堂数量还是学堂类型都有明显的增长,学生人数与教员数量亦随之增大,此时的新式学堂不管是学堂教员还是学堂学生甚至学堂办学,都呈现明显新旧杂糅的特点;而且这种新旧的特质并不泾渭分明,而是交错杂陈。纵向考察学堂教材、课程设置是趋于同一和统一,新式学堂办学总体逐渐在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在四川,围绕学堂经费问题,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在进行博弈,而且这种争夺一直伴随着清末新学推广的全过程。究其原因,一方面以传统农业社会的财政来支撑近代新式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在未有新的筹款渠道地条件下,学堂财务普遍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由于新学堂推广的模式是中央意见指导,地方摸索,基层实践;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力,以及筹款、管理程序不规范,劝学所权力的扩张等诱因,从而为学款的贪渎、挪用等漏洞提供了温床。因此,无论是省府或是州县各级行政、学政长官,都承担着兴学目标完成的压力,在学堂经费筹措本就不易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为有限的经费争夺不休。鉴于经费的入不敷出,为维持学堂运转,基层不得不筹抽更多的经费,筹款压力便不断转嫁,各地税捐繁重,从而导致抗缴、欠缴现象普遍发生;而各学区士绅持着本位主义的想法,令本就纷繁的筹款更加纠葛。同时,清末地方士绅在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化与流动,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出路或主动或被动的被纳入新的教育体系,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随着学务行政机构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新的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进而呈现出清末教育改革中地方士绅群体的权势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身份等级秩序的流动模式,自此读书人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职业方向的选择,而这种职业分化又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