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地方精英与社会权势转移，论述国家政治体制变革与地方社会权力体系演变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内在机制。 晚清至民初，南昌地区先后经历了以团练和民团为标志的地方军事化过程。晚清团练的兴起，不仅使南昌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还导致士绅的构成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新兴的士绅阶层在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通过对慈善事业、教育体系和祭祀等地方事务建设，在强化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同时，也一步巩固了自身在地方社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辛亥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政府职能的削弱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地方社会一度出现了权力“真空”，民团成为各种基层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及其与团练之间的异同点，既反映了晚清军事化以来地方社会“自治化"进程，又集中体现了此一时期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 清末废除科举制以后，新式学历取代传统科名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从清末至民国初期，南昌士绅积极创办新式学校，逐渐成为地方教育行政的主导力量。由于士绅阶层竞相追求新学历和从事新式教育，造就了大批以新学为依归的新型士绅，导致了士绅构成的转型，尤其是形成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然而，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还是传统科名的拥有者，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并无根本区别。民国初期，南昌士绅既拥有传统的社会文化资源，又获得新学这一新型文化资本，既控制各种地方事务，又介入各级地方行政，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 除了介入到新式教育领域外，清末南昌的士绅还借助于各种新式社团和地方权力机构，积极参与振商业、办警察、垦农荒等各种社会事务，获得了新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新式社团和政治机构的出现，地方官长处理地方事务的领域逐渐缩小，导致士绅与地方官长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民国初期的议会制度，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的政治舞台。由于议会脱胎于清末的谘议局，因而既吸纳了留学生之类的新士绅，又包容了清官僚之类的旧士绅，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治派系之争。此后，随着现代政党的发展，议员们先后分化为国民党与进步党、合群社与谠言社，使政治派系之争日益形式化。这一时期的南昌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也都卷入了议会党派之争，这说明议会之争实际上导源于地方权益之争。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南浔铁路之争，集中地反映了南昌地方政治派系的演变趋势。 晚清时期，由于许多有着科举功名之人转向商业领域，商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进而互为一体。清末民初，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各种鼓励和保护商人的制度不断出现，商业及其组织开始转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商人和商会这一新式社团。而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一些列制度创新，又为商人与商会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舞台，商人与商会组织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之一。他们既创办新式学校，又参与谘议局等现代政治机构的筹建，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末清初以来，在国家制度和士绅、商人等精英阶层共同塑造下，南昌地方社会形成以家族组织、神庙系统、慈善组织为主体的地方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虽一度受到冲击，但由于地方精英阶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创办慈善事业、重建神庙祭祀系统、加强宗族建设、扩大族际联盟等形式，继续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维护以传统礼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因而并未出现断裂，而是得到了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方精英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各种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转化，从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 本文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论述，主要基于对南昌地区的历史考察，未必适用于国内其他区域。因此，还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区域比较研究。此外，在近代南昌卷入“大变局”的历史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尚未全面展开，因而也难以充分揭示其内在机制。总之，从更大的历史时空审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