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末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最具争议的当数《无名的裘德》。该小说表露出的反宗教、反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遭到时人的猛烈抨击,从此,哈代放弃小说转而从事诗歌创作。然而,正如张玲所说,“哈代的小说大都面临毁誉不一的待遇;但又总是始而毁多于誉,继而毁消誉长,渐受肯定”,①《无名的裘德》也因其表现意义的超前性而受到当今众多学者的重视,对其结构、人物、情节、主题和叙事方式的研究也大量涌现,极大推动和促进了哈代研究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人物研究中,评论家普遍关注男主人公裘德的悲惨遭遇,对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则仅片面地以“angel”或“femme fatale”加以定位。②如果对淑的遭遇进行重新审视,读者可能会加深对哈代以及当时社会的理解。近二十年来,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西方文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关键词,因此,本文试图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淑的书信写作进行分析,揭示女主人公在书信中流露的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并将其写作的背景推向前台,采取内容与背景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淑在私人空间下的真实自我,同时揭露出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与个人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期通过上述梳理帮助读者获得对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认识。本文共由五部分组成:导言部分对小说《无名的裘德》自发表以来评论家作出的评价进行简要回顾。随着批评焦点从小说的道德指向转为作品的艺术价值,评论家开始关注小说的文本性质、主题意图、文章结构以及人物形象,并运用心理分析、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分析方法对小说进行解读。然而,对于小说中最受争议的人物淑·布莱德赫,各家的解释莫衷一是。在此本文指出,评论家一般都根据淑的公众形象(public self)对其行为进行分析,根据小说叙述者或裘德的视角——即男性视角——来看待淑这一人物形象,忽视了女主人公淑对自我形象(private self)的展现;在外部环境和男性视角的双重制约下,淑的自我形象主要展现在她的私人书信写作中。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淑的个人信件进行分析,以展现其真实形象,揭示阻碍淑书写其女性声音的主要因素。第一章对书信发展历程和女性书信写作加以简单介绍。书信写作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已有记录,其正式格式自确立起,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女性的书信写作史同样源远流长。在现实书信写作中,女性可发挥其在社会、政治及生活中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鉴于书信技巧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女性书信写作为题材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书信写作的特点——写信人的不在场及书信语言的修辞力量等——使书信成为女性发出自己声音、对抗男权话语的有效工具。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身处重重压制和监视之下,她正是利用书信书写自己的声音,抒发对爱情、自由与平等的渴望。第二章对淑的私人信件进行系统分析。首先阐明从书信角度研究淑人物性格的原因和可行性。结合哈代创作该小说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待笔下女性人物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文中叙述视角进行分析,证明小说中男性视角几乎贯穿始终,女主人公淑的公众形象受到了男性目光的扭曲,因而不能成为研究其真实自我的依据;而在其私人书信中,淑可以自由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自我。在淑和裘德的通信中,淑将裘德视为知己并向其倾诉自己的感受,展现了她女性情感丰富的一面,却因裘德的误读和误解而遭到忽视。同样,对淑和费劳孙的书信研究表明,尽管女主人公在与费劳孙当面对峙时底气不足,在书信中,她却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对虚伪的婚姻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言词激烈,充满自我保护意识,书信写作的优点也得以体现。第三章将淑的信件置于其写作背景中加以分析,发掘造成淑书信写作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尽管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模式,女性的活动场所依然局限于家庭之中,社会地位仍旧没有太大改善,男权社会的主流话语如同枷锁镣铐对女性施加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迫。与裘德相比,淑更加切身体会到了宗教、教育及婚姻制度的剥削和压制。尽管淑在书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痛苦和不满,她终因势单力薄,无法抵御社会力量的冲击。在此过程中,裘德不但不了解淑微妙的心理变化和复杂的感受,反而以男权主义观念和主观臆想来理解淑,武断地把淑视为无肉体、无性欲的“神灵”,消解了淑的真实存在;费劳孙则利用淑对婚姻的无知对其进行引诱,而后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淑复婚。重重打击与压迫导致淑接近崩溃边缘,最终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结论部分对全文做出总结。尽管有人认为书信已成为古典事件,其历史使命已经终结,但上述分析表明,书信在女性的社会生活中仍可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对书信的研究仍然具有其现实意义。通过书信写作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看似自由不羁的淑时刻都处于社会的监视之下,男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话语霸权,以及当时社会宗教、教育和婚姻制度对女性的禁锢与压迫是导致淑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通过书信,女主人公既能够展示内心世界,表达真实想法,又能够书写其女性声音,抒发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尽管当时的读者未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对于当今读者来说,这种方式体现了女性声音与书信写作的结合,值得借鉴并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