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出新要求，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肩负着服务社会、造福社会的使命。2019年底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各大企业积极捐款捐物，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阿里巴巴免费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生活保障；齐鲁制药将原用于厂房建设的医疗设备转运武汉，推迟工期建设。但现实中也存在着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如速冻食品陷入“细菌门”，部分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缺失，问题疫苗事件流出等。这些案例都充分说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近年来，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视角已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高层梯队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更多学者开始研究高管背景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但鲜有学者从高管心理维度出发，探究其与社会责任的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管理层的策略性行为，CEO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发挥着“核心”作用。行为金融理论研究发现，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中经济决策者的“绝对理性”是存在局限的，其并非完全理性。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的判断和决策受自信程度的影响，因此，CEO自信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着密切关系。
　　运用因子分析法从CEO个人特征、投资行为、权力、胜任力四个维度出发，构建CEO自信程度评价体系，探讨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CEO自信程度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倒U型关系，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CEO自信程度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门槛模型验证得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CEO自信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均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三重门槛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且在进入第一门槛后到达第二门槛前，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正向促进效应最大，进入第二门槛后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边际效应递减，当到达第三门槛值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同样也在进入第一门槛后到达第二门槛前，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正向促进效应最大。最后，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方面，通过完善CEO聘任、培训以及内部激励、监督机制，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注重对CEO的外部激励、监督机制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