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权是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和公民财产权的重要国家权力,而我国大量的“税法”却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由于授权决定的不规范和授权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形成我国税收立法以行政立法为主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实际上,国家对规范税收立法十分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更是将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单列一项,并列举了设立税种、确定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属于税收基本制度。伴随着税收立法权的回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承担起国家税收立法的任务,而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立法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它的立法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国立法的全局。为了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出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时间表,届时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都将上升为税法。鉴于税收立法在我国并不属于绝对的法律保留项目,在未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然可以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立法。作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的真正含义,不是一刀切地杜绝税收授权立法,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谨慎授权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务院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使税收立法工作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限是国家税收立法的核心。一方面,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期间很短,留给立法讨论的时间非常少,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立法问题。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的另一立法机关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我国大部分的立法工作,将来的税收立法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税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往往增加了立法机关进行税收立法的难度,而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又需要及时制定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立法的局面。有授权就应该有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对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立法进行监督,从而保障我国的税收授权立法工作在人大的主导之下进行。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我国的税收立法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限,有利于划分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税收立法界限,便于开展税收立法工作,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本文结合我国四部《宪法》和新旧《立法法》的规定,从税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和监督权四个方面分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税收立法权限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模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有效行使税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的税收立法决定不规范;以及缺乏对授权立法的有效控制和监督等。作者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通过剖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利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结合国外税收立法权限划分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主要包括:借鉴国际税收立法的经验;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税收立法的主导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这些措施都是希望在现有法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真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