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产业特殊性和历史原因,农民在我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农民生存权面临来自自然灾害、市场风险以及诸多非市场因素的威胁,农民难以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来保障自身的生存权,因此,需要国家以法律给予特殊保障。为具体阐明这种保障,本文选取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作为具体切入点,阐明了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中,国家需要对农民生存权给予特殊保护的原因、内容和程度。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农民以家庭承包经营权作为股份,组成股份合作制组织,加强农业生产经营的集中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营收入。按照保障内容不同,国家为农民生存权提供保障分为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由于国情限制,物质帮助只能是普遍适用但无法起到根本性作用,最适合的途径是为农民提供制度保障,使农民获得法律制度方面的倾斜,从而能够克服自身的弱势地位,通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来加强生存权保障。在这类制度保障途径中,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对农业生产和经营效益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但由于至今没有确立规范入股的系统性法规,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在组织形式、盈余分配、权利设置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统一之处,增加了入股经营的风险；同时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家庭承包经营权事关农民生存的根本利益,因此农民生存权能否尽可能保全而不是被市场风险任意侵吞,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认真探讨研究；此外,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代表了小农产业向农业集中化生产发展的方向,是我国建立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作为对农民生存权保障研究的具体对象,体现了法学对制度研究的的瞻性。本文主要目标是研究对生存权保障的普适性理论构架,并结合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来论证法律对农民生存权保护,因此本文也就分为这两大部分。在对生存权普适理论构架部分,本文首先结合生存权理念发展的历史将三代生存权内涵融合在一项概念中,同时通过阐述不同学科对生存权的诠释视角,从多维角度来阐释生存权的本真含义,揭示了是国家权力对生存权的保障,实质上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从而为后文生存权国家保障奠定理论基础。本部分还阐述了农民生存权的主体、范围和保障程度等基本内容,并从社会公平、正义、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特殊性等方面论证了农民生存权国家保障的正当性。在对生存权国家保障基本理论构建的阐述中,本文探讨了影响国家对生存权保障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农民生存权国家保障的基本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的探讨基于生存权国家保障的不同类型,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不同保障类型的产生是基于不同的国情、历史因素和政治、法律环境,通过归纳美国农地发展权国家购买制度、日本促进农地流转相关法律和实践情况以及台湾促进农业合作组织建设的主要措施,将其中影响政府对农民生存权保障类型的适用条件抽象出来,总结为四项主要的方面,即国家经济实力、政府管理体制、法治发展水平以及特殊的立法背景,并阐明了每项条件的影响领域和范围,这些条件共同决定了国家如何构建对农民生存权的法律保障。本文虽然探讨农民生存权的法律保障,但并不是简单得出应当制定统一的相关立法这样的结论,而是结合生存权保障的基本模式,以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为具体样本,探讨应当在哪些具体方面来构建对农民生存权的法律保障。在此部分中,本文介绍了家庭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生存权的基础性保障功能,并进一步总结了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对农民生存权保障水平的显著提升效果,进而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农民生存权的方式。同时本文也结合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指出这种农地流转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加以制度规制,也可能会影响农民的生存权,因此提出对这种农地流转方式进行新的制度构建。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中存在的问题分为外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入股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方面、非市场因素干涉方等面,根据农民生存权保障的理论模型的适用条件,对应我国的实情,总结出我国应当侧重制度性保障、加强市场监管以及提高生存权保障的法律化水平。具体到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制度构建方面,首先应当采取积极保障模式加强对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市场准入监管,创新股权性质以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其次应当赋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机会,完善入股组织的治理结构以及完善股份流转和退出机制；此外还应当提高承包经营权入股规范的法律化水平,加强政策的法制化,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救济措施以及将承包期有限问题纳入法制化解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