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这一政治神话,清政府官员从两次战争中深刻体会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出现了要求摆脱困境、变法自强的洋务派,他们以中央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5位人物为代表,通过承认不平等条约,求得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通过“自强”新政,努力去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目标。这就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治中兴”是晚清中外关系的“蜜月”期,列强国家改变其武装侵略策略,采取与清政府的“合作政策”,凭借其强势的军事、经济实力,利用在华外交家、商人以及传教士的种种迂回和缓的侵略手段,企图把中华文明纳入其一系列的理念模式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到思想文化、行为模式等一系列的抵触与变革。本论文共分十个章节来探讨中西两种文明的激烈交锋与嬗变过程,揭示了“同治中兴”时期中外和局的内涵与实质。 本论文第一次大量引用英国人亨利·奚安门(Henry·Sherman)1850年8月3日在上海创刊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言论来兼评“同治中兴”中外和局的时代特点。在西方列强创办的外文报刊中,《北华捷报》发行最广,影响最深,在上海的外国人眼中有“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之称。可以说,《北华捷报》是晚清中外关系的晴雨表。 封建统治者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体系,寻求与西方的“合作”。但“合作”是有条件的,“合作”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所不同。中兴官员想通过合作消除国内外军事威胁,自强新政,而西方列强心中的“合作”却是从更长远的眼光审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得不暂时采取的一种迂回和缓的侵略政策,期待中国中央政府能够以其自己的步伐,渐次纳入西方的文明模式和评判标准。因此,这样的“合作”可想而知是同床异梦,它也因在华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的胡搅蛮缠而最终有花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