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即使把其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或是美学内涵而言，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介入，通过与建国后五十年来有代表意义的另两部长篇小说《红旗谱》、《故乡天下黄花》对比，来研究《白鹿原》在历史表述方面的独特性。《红旗谱》和《故乡天下黄花》分别是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历史观的最典型体现，代表着中国传统史观和新历史主义全然相悖的两种认识历史的观点和态度，《白鹿原》恰好是二者的融合。因此，本文欲挖掘《白鹿原》历史观的复杂性，以期提供一个更为新鲜的视角，开拓研究空间。一、传统史观的特征中国传统史观一直强调“考信”、“实录”，并十分注重史书的书法，即叙述者在字里行间时时暗藏着褒贬倾向和劝惩意义（历史的隐喻性），以达到资治之“鉴”的目的。中国史学家们大体上不怀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且历史的真实也不会因为主体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站在传统视点上，基本上本着对历史的忠实态度来反映历史，近四十年后出现《白鹿原》与之相比也对传统史观有部分继承，但时代的转变使它比《红旗谱》更为客观、成熟，更具理性精神，在承认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将偶然性因素也凸现出来，不急于对历史下一个结论，是传统史观与新历史主义的部分结合。二、《红旗谱》：站在传统视点上把握历史之“真”《红旗谱》通过对宏大历史时空地展示，表达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的动荡和变迁的理解和思考。梁斌力求将自己的历史感受和亲身体验融入作品，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这样的经历<WP=38>及相关创作毫无疑问会加强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的理解：历史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小说就是要“客观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尽管在作品中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典型化和虚构的方法，但它们不过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历史，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史观的一脉相承，也是十七年时期作家普遍存在的历史观。在十七年时期，塑造英雄人物是衡量一部史诗性作品的基本尺度，也是史诗性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示范性和典范性的意义所在。《红旗谱》对于英雄形象的描绘也从一个角度表达了它的历史观。这种英雄塑造是理想化的，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支撑起了史诗性作品的骨架。但由于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旨在通过人物性格阐明既定的政治主题，按照理想的样式来描写生活歌颂生活中的正面事物，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因而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各种复杂因素的多重组合，人物也就成为了代表善恶美丑的形象符号。在这方面偏离了传统史观以人为本，关注个体价值的轨道，这样作品中人物所包涵的思想文化内蕴也就有些片面。三、《故乡天下黄花》：以新历史主义解构传统历史母题《故乡天下黄花》是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高涨的典型模本，完全脱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樊篱，从历史本体方面开掘，强调历史的“主体性”。即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和反映的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和文学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不存在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互相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故乡天下黄花》虽然以关注历史中的个体命运的抒写取代了“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历史的庄严和神圣也在“马村”上演的一出出闹剧中被无情的嘲弄而完全消解了。作品更关注对历史的重新阐释、甚至是解构和拆分。在小说中作者并不想展示那些史诗性的历史画卷，凌乱琐屑的日常生活片段充斥着整部作品，历史的发展为循环往复的权力斗争所代替。新历史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是反对以往传统史观那种全知全能<WP=39>的叙事视角，只注重集体的历史意识和感受，很少关注个体的思想和命运，他们主张新历史主义的同时也在张扬着个人主义。但是，对历史的解构和颠覆的创作初衷也决定着历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偶然性织成的谜团，而人只能被叫做“历史”的东西所玩弄，任何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个人在历史面前永远是被动的，历史对于个人总是呈现为荒诞，这就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竭力去表现的。四、《白鹿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果说《红旗谱》构成了历史框架的横坐标，《故乡天下黄花》则是这个框架的纵坐标，二者永远向着两个方向延续下去，没有交叉点。因为二者对历史的认识和展现是相悖的。但是《白鹿原》的出现使这个框架出现了新的特征，它恰恰是二者的交汇点，既带有了《红旗谱》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宏大叙事，又吸纳了《故乡天下黄花》对历史的主观文本化的解读，使“历史”在20世纪末有机会展示出独特的一面。《白鹿原》作为一部书写历史的小说是从大历史的视角介入的，反映历史的主流方向和规律，这与传统史观十分相似。尤其在革命史观的表达上试图忠于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历史的发展方向，用平民化的眼光来平视历史，对动荡历史中的政治、权力等作了冷静、理性的观照。力求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我认为在客观上比《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