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的是《坎特伯雷故事》在现实主义创作，人文主义思想和叙事艺术技巧三个方面的特点和成就。首先，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故事》大量地使用伦敦方言进行创作，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和民风民情真实、生动、全面地表现出来，营造出一个令读者身临其境的“真实氛围”，朝圣客的服饰、举止、语言和内心活动构成了一幅十四世纪英格兰的生活画卷。乔叟出生于一个对道德过于审慎的时代，本人又坚持着上帝参与人间事务的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宗教思想特征。但他的作品又始终充满着重视自我个性才智、主张理解、博爱、同情，正义的人文精神。无论是《故事》中的女性权利意识，还是对宗教信仰的良性把握都强烈地体现着一种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在创作技巧上，乔叟运用框架结构的形式把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所讲的故事统一起来。他设计了一个朝圣旅程，又通过总引、每个故事的前言、讲故事过程中其他香客的插话，把各个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具有“松散的联合性”和“无限开放性”的框架结构。在情节建构上，乔叟把“朝圣”描绘成《故事》最有教育意义的主题，至于情节进展的节奏则是由争论要素来调控的，在故事讲述的前前后后，总会有其他的朝圣者参与进来，或是针对故事的主题，或直接针对讲述人进行各种各样不同角度的评论，但是他们对同一对象不同观点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终结性的解决方案，真理的传递在此处被涂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其“非系统性”体现了哥特式思维的古老传统，同时平行延展的组织结构继承了东方叙事文学的开放式模态，增强了故事自身的包容性，也使整体框架更加宽松、自然。乔叟采用故事赛会的形式将全篇故事的<WP=37>诸多主题编织成一张错落有致的“蛛蛛网”，主题无论是隐是显，其交织状态足以作为一种贯穿整个作品的组织形态，将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的呈现出来，同时又暗示着在骚动的人群背后，存在着上帝的秩序，人类可以感知，却永远无法认清并完全理解。创作技巧的另一个特点表现为三种叙事人称的交替使用，诗人在作品中以一种无个性的形态反复出现，充当着叙述中介人的角色，时而将朝圣客的个体推向前台，时而品评世人对故事主题的态度，时而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并与香客乔叟巧妙配合形成全篇框架中的一个独特的视觉角度。《故事》中的香客乔叟，作为朝圣客和见证叙述人，近似于阿拉伯文学中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担负着组织情节发展，证明所讲故事的真实性，并在香客群体中充当着一个偷听他们的谈话，充当着一个“信息转播员”。某种意义上，香客乔叟的形象设计和表现可以看作是诗人对读者发出的一种邀请，要求他们参与见证现场，充分调动他们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判断力，从而使这一文学之旅显得更具客观性和多元化。《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与诗人所使用的别具一格的叙事角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乔叟使用“细节的随意选择”、故事式样的合理搭配、认同因素以及用故事披露讲述人的弱点等技巧，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分配给不同的朝圣客，并使他们以独立个体的形象自我展现在读者面前，成为有血有肉的生活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故事》堪称范围十四世纪的诗歌总集，丰富多彩的诗体形式，营造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和故事的不同韵味，也从不同的角度向人民展示着英语文学作为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坎特伯雷故事》无论从的现实主义成就，人文主义风格还是纯粹创作特色上来看都不愧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开篇力作，由于乔叟对英国民族文学的杰出贡献，他被誉为 “英国诗歌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