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也一个历史情境渐次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19世纪,自那时起,中国媒介就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一个个“冲击—调整—适应”的演化过程。在逻辑起点上,它一开始就是西方媒介“外来植入”的结果,这一初始设置影响了其后的演化轨迹。近代以来,欧美、日本以及苏联的媒介制度基本上规制了中国媒介的演化路径。1978年以来启动的中国媒介改革,既是对苏联媒介体制的扬弃,也是对欧美媒介制度的再次师从,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媒介制度演化进程。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外,历史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媒介传统、媒介知识、媒介意识形态、媒介技术、国际媒介等也影响着中国媒介的演化。每一种因素都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进程,构成了中国媒介演化的深层动力。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至关重要,而媒介制度本身的效率以及媒介制度变迁主体之间的博弈是促使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摒弃以往媒介制度研究以新闻史为线索渐次展开的“静态描述”,本文吸收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采用“因素分析法”,从分析各种“影响因子”作用于媒介制度的途径、机制入手,揭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整合“结构”与“行动”分析的理论框架,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媒介制度环境”对媒介制度构成“结构性”约束,“媒介制度变迁主体”,构成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行动”因素。“媒介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变量”及“媒介制度变迁的外源性变量”构成了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媒介制度的变迁可以从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开始演化。本文认为,媒介制度的演化遵循着一种“适应性逻辑”。一方面取决于各种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均衡;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媒介制度本身的效率。从长时段的媒介制度演化来看,只有能充分发挥媒介功能的有效率的媒介制度能够存留下来,无效率的媒介制度安排难以在开放、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保持长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