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哲学在对辩证法的解读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解读范式。每个大的范式下面又有不同的理论切入点,从而显现出自身的理论特色。然而,无论是哪种解读范式,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辩证法中的整体与个体、总体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问题,亦即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经验”是“否定的辩证法”乃至全部阿多诺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立足点和最终哲学归宿,直接决定着其逻辑推演方式。阿多诺的“经验”概念,并不是康德或黑格尔“自我意识”意义上的“经验”,也不是海德格尔“在场”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一种理想的主客体关系。它涉及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一切理论视域。在这种开放的、互动的主客体关系中,既不是主体从基于自身的“同一性”思维方式用概念去代替概念所表达之物,亦不形成一种强制性的主客体关系。阿多诺希望,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差异性,在这种理想的“经验”状态中能得到保存。“经验”构成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起点。　　 在这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把“否定的辩证法”的逻辑定位为“绝对的否定”的逻辑。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基于总体性思维方式的传统哲学的批判,进而使“否定的辩证法”表现出一种“崩溃的逻辑”的理论外观。从“经验”概念中的理想的、互动的主客体关系来看,这种“崩溃的逻辑”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一种基于“经验”视角的“差异性的逻辑”。它力图在思维方式中保持主体和客体双方的差异性不被主体自身中的“同一性”理性思维图式所泯灭。这也是理解整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所在。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同样要面临着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统一与实践上的统一。前者是认识论的问题,涉及到真理观的问题;后者则涉及到主体的自由问题,亦即解放理论问题。在认识论上,如果主体与客体没有任何相通之处,那么人类认识活动本身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否定的辩证法”也就无法进行认识论的探讨。为此,阿多诺试图在保持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差异性因素的基础上,在思维方式上限制“主体性”,以“客体优先”的原则来建构一种立足于差异性的、摆脱了整体性的“思想模式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真理”理论。这种“思想模式分析”的最终的产物就是“星丛”理论。在“星丛”理论中,真理成了一种“谱写”的过程,它具有时效性和变化性的特点,真理成为“偶然的”。　　 在实践范围内,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表现为主体的自由问题。阿多诺批判了传统自由观的思维形式,指出了它们的理论误区,并在差异性逻辑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与“否定的辩证法”的差异性的逻辑一样,阿多诺的自由观也有两副面孔:相对于传统哲学对自由原型的肯定性态度,他的自由观是否定性的、破坏性的;相对于“否定的辩证法”自身的“经验”性的差异的逻辑,它又是建构性的。这种自由观实质上是“经验”概念的现实化,是差异性逻辑的历史化。在这种逻辑中,自由最终变成了一种偶然性的因素,变成了一种可能性。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在全面批判整个西方哲学的背景中阐发的。从表面上看,“否定的辩证法”对西方哲学,甚至包括马克思哲学,采取了一种全面批判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一种全盘否定的理论外观。实质上,这种全面的否定性或绝对的否定性只是一种策略。从“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视域来看,它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否定的辩证法”仍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内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不是一种理论自戕,更不是后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盘拒斥和解构。　　 阿多诺的这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对于打破强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的真理观和自由观,高扬思维方式的自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共鸣。然而,出于反对总体性和同一性思维方式需要,阿多诺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本质区别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这种“经验”立场是超历史的,它不可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历史。由于这个原因,它丧失了历史的根基,找不到历史的立足点,使得它不能在逻辑上重构它所要超越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也就无力超越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否定的辩证法”最终表现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激烈批判和否定,表现为对于历史的批判性的“修正”,把它宣布为一种违背了自身原则的理性的“自负”所导致的后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的解放理论失去了作为物质依靠力量的历史主体。最终,辩证法的精神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由革命性被弱化为抽象的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