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族群认同的情境化与文化阶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受王明珂所提出的情境与文本、“社会本相”与“表征”之间互映、互生这一观点的启发,笔者选取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田野重镇——大理喜洲十六村进行“再研究”,以白族普遍流行的本主信仰为切入点探讨十六村人的认同内涵及表述策略。经过田野调查与论证,笔者认为,喜洲人的身份认同是在“族内—族际”这一并不割裂的框架中实现的,其核心内涵是在“中心”与“边缘”的定位上,最大限度地借助既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提升自身地位并尽可能地使之成为一种共识。正是这种策略使得喜洲十六村的本主信仰空间与其现实生存空间之间表现出极强的同构性。首先,在族内认同的层面上,喜洲人通过对大理白族地区最为尊贵的本主的选择与集中,在其与“山脚海边”村落的对比框架中,建构了其作为区域性信仰“中心”的位置。与此所对应的社会情境,是喜洲历史上长期作为大理地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存在的事实。为了凸显这种中心身份,喜洲人强调自身与周围村落之人的区别并在仪式空间中严格坚守喜洲内外之界限。其次,在族际认同的层面上,喜洲的本主信仰则通过接受异文化的元素而表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这与喜洲名家大姓追溯祖源时常常在汉、白之间摇摆的现象一样,反映的是喜洲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向更高级的权力“中心”靠拢的意愿以及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然而,喜洲人在族内和族际两个层面上的认同意识并不是割裂存在的,它们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于是在“绕三灵”这个与本主信仰密切相关的白族传统盛会中可以看到,喜洲人在白族传统和汉族礼教这两重文化的作用下,折中做出了参与朝圣但拒绝带有性暗示的狂欢的选择。总之,尽管喜洲人和所有白族人一样曾经遭遇族源、族性的困惑,但他们真正在意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身份”,而是力求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求得平衡并使利益最大化。为此,本主信仰的叙事、仪式、禁忌等也就作为活态的文化资源,一度被喜洲人灵活应用于自身身份建构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