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其诸多变化影响至今。由唐至宋,官户一词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良贱制度的巨大变化使得原来指称贱民的“官户”一词变为对品官之家的代称。士人群体也经历了较大变化:随着宋代科举社会的建立,更多的庶民子弟读书应举,丰富了士人群体的人员构成。在此背景下的宋代官户与士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特征。本文以对宋代官户和士人身份判断标准的界定为前提,较为细致的梳理了宋代官户与士人的刑法、税役特权及义务,力求对于宋代官户与士人的历史形象进深入的描绘,以深刻认识宋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宋代官户的权利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刑法特权、税役特权和荫补权利。其义务则主要为禁止性义务,如土地权利的限制和商业经营的限制。本文中所论官户的权利义务,是紧密围绕着“户”这个概念展开的,所以对于官员本人的权利义务,未列入官户权利义务考察范围。宋代士人的权利义务分类与官户相近,其权利分为刑法特权与役法特权,义务则主要是商业经营的限制。宋承唐律,也基本延续唐律的法律内涵,所以其法律也很好的贯彻了“礼”。在此前提下的宋代社会,是遵从礼法的典型的身份等级社会。官户以品官为中心,是为官僚,而士人中的绝大部分为“民”,官僚在身份等级秩序中是高于“民”的,在身份等级秩序下理所应当的享有更为优待的权利。所以宋代官户与士人权利义务所贯彻的一般原则,即为儒家所倡导的身份等级秩序。此原则希望社会成员能各安其份,避免犯上作乱,故最终还是为维护统治这一根本原则服务的。为了实现统治目的,宋代政府又有“投鼠忌器”的双重考量,既笼络官户与士人,也对他们进行一定的限制。宋代官户与士人的权利义务设置中充分体现了身份要素,但相比于唐代有一定的进步性。首先是后天可变身份成为厘定权利义务的主要标准,其次是宋代对于实质身份的承认,如将“得解举人”类同官户处理。宋代官户与士人权利义务设置是严格比照身份等级秩序的,刑法特权的适用范围和稳定性要优于税役特权,其原因是税役关系国家财政命脉,宋代政府对其更为敏感。传统中国法与我国现行法律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寻找当代中国文化的“不变底色”,就必须有意识的回顾传统中国的法理,回归法律与本民族固有道德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