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一个社会和谐的标志，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信用问题涉足于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根据各区域生产力水平不同建立区域信用体系，使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使社会处于一个和谐的经济道德秩序的良性循环中。 区域信用体系是指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各区域根据本区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建设适合各区域自身的信用体系。在这里，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是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因为非均质性体现的是各区域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层面应该具有区域差异的制度安排来规范不规则的信用经济行为。若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均质的，就易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适应于相应经济发展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那么，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就奠定了全社会和谐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各区域的生产力水平不平衡，处于非均质状念，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因如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难以建立起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远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以致于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另外，因信用体系建设的滞后，市场经济本质需求的信用机制运行不健全，这就提高了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的成本，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安定性。结果导致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信用变迁的阶段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层面影响下，信用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局部区域的诚实守信为主的阶段。这一信用阶段是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人们的生活交易行为在局限的地域进行，表现为民风淳朴、诚实守信，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是熟人之问的“重复博弈”，若有人违约或失信，在其局限的区域内，因其“信用道德问题”而使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增加；此时，信用的维持方式多以口头协议、民风民俗为载体。第二阶段，跨出区域交易的不诚信阶段。这一信用阶段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基础上，人们的生活交易行为跨越他本人长期局限的地域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多是与生人之间的“一次性博弈”，若有人违约或失信，失信者可能并不因“信用道德问题”而使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结果是他的失信收益常大于失信成本；守信行为仅产生于有长期“多次博弈”或有法律严惩的领域，但多数情况下的违约难以得到惩处，此阶段易于诱致失信行为的产生；此时，信用的维持方式多以口头协议和契约为载体。第三阶段，全社会(如一个国家)范围的诚实守信为主的阶段。这一信用阶段是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人们的交易行为演变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演变为个人与全社会之间的“重复博弈”，若有人违约或失信，则其个人之间的“信用道德问题"转化为失信者个人与全社会的“信用对抗”，而使失信者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使他的失信收益远小于失信成本；此时，信用的维持方式以契约为主要载体，拥有较完善的征信机制、信用市场和失信惩处机制等信用体系制度安排。 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决定了信用体系建设的区域性。把上述信用变迁的三个阶段与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特征相结合，可以导出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平行模式，即区域内的信用体系建设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相一致，区域经济发展到何种水平，就采取相应阶段的信用体系建设层次。第二种是跨越式模式，即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进行较完善的信用体系建设，在制度上保障并促进该区域的社会经济有序、协调、和谐发展。例如，在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时期，就建立与发达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社会范围的诚实守信为主的区域信用体系。第三种是滞后模式，即主张“先经济发展，后信用体系建设”，信用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步伐，信用体系缺位时常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犹如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先发展、后治理”的恶性循环漩涡中。在当前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质性条件下，我困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模式应选择平行模式和跨越式模式；但实际中，政府管理部门难以认同，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尤甚，他们习惯于滞后模式，原因有二：一是信用体系建设时间长、见效慢，二是现有行政官员在任期内，热衷于见效快、政绩易于突出的工作。 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信用变迁的三个阶段决定了信用约束的三种制度：第一阶段用“亲情、友情”约束；第二阶段用“本土化信用体系”约束；第三阶段用“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约束。建设本土化信用体系是我国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理性选择，本土化信用体系是指经济区域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实际，先建设适合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信用体系，以利于促进本区域经济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在上海、北京、深圳、浙江等地从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开始，先于其他省市建设适合本区域的“本土化信用体系”。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决定了我们的信用发展处于第二阶段的“跨出区域交易的不诚信阶段”，先行构建“本土化信用体系”，然后随着全国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并趋于相对平衡，再整合各“区域信用体系”的资源，从而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本土化信用体系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以个人信用建设为切入点，也即平行模式，在此基础上建设企业信用制度，个人信用数据的征集更为重要，这适合于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如上述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因为市场经济活动已覆盖并深入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中；另一条是以企业信用建设为切入点，也即跨越式模式，在此基础上建设个人信用制度，企业信用数据的征集更为重要，这适合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区域，如中西部较落后地区，市场经济活动在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众多的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占70％以上人口比例的农民仍处在半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之中。 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框架和内容。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框架同样是要有一套保证信用契约有效执行的区域制度安排，是由信用主体、征信机制、信用市场和失信惩处机制等内容组成的制度安排的综合；内容主要包括区域个人信用、区域企业信用和区域政府信用，本文对区域个人、区域企业、区域政府的信用体系建设均分别进行了较系统地阐述。 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机能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如亚企业家群体培育和壮大、中小企业振兴和民营经济发展、“三农”问题缓解，中产阶层群体形成及和谐社会构建等，特别是信用体系建设能加快诚信文化的形成、较快解决融资难的困境，降低融资成本和经济运行环节的交易成本，尽快培育我国的民营经济。我国区域信用体系建设已在一些区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和效果，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的信用体系建设，经济较落后的江西区域信用体系建设。总之，全国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的区域，都在依据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构建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区域信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