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关心的是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经济。宏观统计表明,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出口迅猛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提高。但是,统计数字本身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如此迅速,亦不能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近年来,关于改革路径的思潮讨论始终不能回避一个前提。那就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取得了成功。我们需要明白,渐进式改革为什么和怎样在中国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何在?　　 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切实的方法,是考察20年来中国经济赖以成长演变的机制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绩效变动作一深入的考察。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入手,更偏重于从产权、信息不对称或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的理论角度出发来给出定性的论述,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微观基础却研究得很少。我们认为,正是由于缺乏对国有企业权力架构与行为机理的微观的和严谨的数理论证与现代统计方法,使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解还比较模糊。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典型的组织形式。企业内外部不同的参与者(利益集团)之间,在控制权和影响力上有着不对称的合约安排。因而,某些参与者拥有对另一些参与者的权威。一个明显的狭义权威的例子就是古典企业的架构安排:企业所有者有权监督工人工作并索取剩余报酬。企业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微观层次上拥有的权威度的不对称,直接决定着一种宏观层次上的不对称。正因为此,关于企业权威的论题,不仅仅被经济学家所注意,也往往成为社会学家、史学家、政治学家、政治家尤其是社会改革家们关注的对象。　　 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企业权威理论至少应该解决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1)企业权威是否存在?　　 (2)权威与企业绩效之间呈何种关系?　　 (3)权威在企业内外部不同成员(利益团体)之间是如何分配的?　　 研究第(1)、(3)个问题的文献非常缺乏,现有的关于企业权威理论的文献大都专注于第(2)个问题,并且几乎毫无例外都从交易费用(产权)的角度出发:因为权威能降低交易成本或减轻企业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以权威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对权威作用的机理或语焉不详,或者先验的认为权威理所当然是存在的,而没有给出精密的理论阐述和严格的逻辑证明。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力求避开以产权或市场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流行”的方法论,我们希冀在主流的新古典框架内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对上述三个基本命题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我们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来理解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效率。我们的目的是从微观的层次上求解中国经济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了权威的概念并对权威理论作了深层次的阐释。我们认为,企业内部权威(Authority)位势的不断提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特征。企业权威在一定条件下对企业的效率具有正面的影响,权威度在各相关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博奕中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正是中国企业(国有和非国有)改革的微观逻辑线。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我们证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经济绩效的持续改善是由于企业权威主体的日渐明晰化以及权威程度的不断上升所致。　　 本文的叙述逻辑是这样的:在第二章,我们首先对国内外与权威理论相关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文献作一评论性回顾。在第三章,我们用新古典效用论证明权威的存在,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假说——权威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之后,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给第三章的理论假说以经验性的支持。紧接着的第五章里,我们用新古典与博弈论方法相结合的思路深入探讨决定企业权威度的诸种因素。最后,在第六章,我们尝试着用本文建立的理论逻辑体系来解释经济体制改革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热点问题,力求在本文理论框架内给出合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