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选取了“接受研究”的视角,以“唐前”为时段界定,重点探讨了六朝时期对嵇康文学和艺术的接受状况,由此为进一步理解嵇康的人格和文艺创作开拓了一些新的思路。本文“前言”部分对“接受美学”和古典文学领域的“接受研究”现状作了一些思考。第一章探讨了嵇康形象在六朝时期的“仙化”与“神化”问题。嵇康的神仙信仰和他的采药服食活动以及游仙诗创作,《高士传》中“高士”与“仙人”的微妙关系,以及有关嵇康“仙骨”和“尸解”的传说,共同造成了其形象的“仙化”,这是嵇康自身的“神仙活动”和道教徒依托附会相结合的产物。而嵇康形象的“神化”,则主要源于小说家笔下的形象重塑(刚正之气和与鬼神通灵),以及他自身品性、才艺与灵性所引发的后人崇拜。第二章探讨了晋唐时期对嵇康“受”与“拒”两方面的接受状况,即对《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接纳和对“嵇康养生被杀戮”的排斥。《绝交书》因特出于汉魏六朝“论绝交”的文学线索之外,而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绝交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是嵇康之懒。《绝交书》中有一段平生志向的自我陈述,体现了嵇康的人间情怀,对后世产生了隐微的影响。钟会的“庭论”引发了后人对嵇康何以“凶终”的种种评议,晋唐时期对嵇康“凶终”不留情面的贬刺,多是出自儒者之口。在玄学与文学方面也有针对嵇康的隐微批评,似是而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批评”。第三章以谢灵运《临终诗》“嵇公”条注文商榷为引论,论述了嵇康与六朝临终文艺现象之关系。通过文意连贯性、人名惯称以及版本异文等方面的考察,笔者认为,谢诗中的“嵇公”本指嵇康,而不是嵇绍。六朝时期文人遭受迫害的人生经历对他们的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嵇康临终之际“顾日影而弹琴”一事,对六朝临终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广陵散》与嵇康结下了不解之缘,“《广陵散》绝”在六朝时期已经演化为技艺失传的代称。嵇康陷狱时产生了典型的“名士效应”,洛阳“东市”在六朝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悲情的印象。嵇康临刑之际完成了悲情命运的自我超越,然而六朝的士人无法超越这种刻骨的悲情。嵇康死后不断地受到后人的吊慰。嵇康其人兴趣广泛,博才多艺,后人对他的接受也涉及到纷繁复杂的多个方面。本文第四章选取了“草木情缘”(合欢·青松·竹林·盛柳·桃树)这样一个角度来撰写,试图运用一条尽量清晰有效的线索勾勒出唐前嵇康接受史的概貌。嵇康生前为众多草木留下了特有的审美意味,并且不断地为后世的读者回味并演绎着。嵇康能书会画,尤其是其草书,后世评价很高。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后人著录的嵇康的书画很有问题。本文第五章经考证得出结论:《狮子击象图》作者为宗炳的可能性最大,而嵇康的可能性最小。嵇康和他的诗文见于历来的书画作品中,嵇康的诗文也广为书法家所抄录。六朝时期写入画图的嵇康诗主要是《秀才诗十九首》等四言诗。书画中的嵇康展现了他独特的风采。晋唐时期图画之中的嵇康形象是近乎完美的,他仪容俊美,吟啸自若,傲然独立,雍容调畅。晋唐时期书帖中的嵇康条目,则在嵇康文学的风格方面给我们带来启发性的认识。本文附录了1900～2008年海内外嵇康研究论著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