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推进应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有关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目前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从理论上来说,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最优城市规模的决定,依赖于人们对集聚效应和挤出效应的认识。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对集聚效应认识不足,政府往往倾向于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既有研究显示,由于政策限制,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存在集聚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损失。(Au和Henderson,2006;陆铭,2010)集聚会通过多种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Duranton和Puga,2004),而经济集聚效应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要让劳动者从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切实获得好处,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的增长是关键。事实上,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可能会激化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大城市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压力。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呢?本文通过系统考察经济集聚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效应后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大将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此外,充分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就业的增长也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说明,在城镇化初期过早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不仅不利于效率的提升,也会损害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抑制经济结构转型。本文首先构建了城市规模变化将如何通过经济集聚效应影响劳动者收入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的收入提升效应。我们使用城市在1953-1982年间的人口增长作为当前城市人口规模的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对个人层面的收入决定模型进行了估计。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规模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上升。城市人口规模每上升1%,平均会带来劳动者名义年收入和名义小时收入分别0.190%和0.189%的上升。即使考虑到物价因素,城市规模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使用不同的物价指数平减劳动者收入后,我们发现,城市规模每1%的上升,对劳动者实际年收入和实际小时收入的促进效应分别为0.084%-0.143%和0.083%-0.142%。此外,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城市规模变化对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影响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尽管所有收入水平的劳动者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普遍受益,但相比于收入处于中、高水平的劳动者来说,收入最低的劳动者受益程度相对最小。在考察了经济集聚的收入提升效应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劳动者个人层面就业决定的Probit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城市规模每扩大1%,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将提高0.017-0.023个百分点。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从城市规模扩大中的获益程度存在差异。相对来说,最低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每扩大1%,将使其就业概率提高0.028-0.038个百分点,高于中等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0.016-0.023个百分点,和最高受教育程度劳动者0.011-0.015个百分点的水平。获益程度是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单调递减函数。结合城市规模变化对劳动者收入、就业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不同技能、收入水平的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普遍受益了。因此,放松劳动力流动管制,促进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的措施有利于形成多赢的局面,使得劳动者从经济增长和集聚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获益。除了来自劳动力个人层面的微观证据以外,我们还从城市整体层面,考察了经济集聚对行业就业创造的影响。由于服务业在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吸收就业的重要作用,我们主要分析了城市制造业就业创造服务业就业的能力,以及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就业乘数效应的影响。利用中国地级城市2003年到2009年的行业就业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城市制造业就业的上升会促进本地服务业就业的增加。平均来说,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0.397%的上升。相比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受益程度最大。此外,我们还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产生促进作用。在城镇化水平较低和城市规模不足的地区,制造业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服务业就业的扩张,反而挤出了当地的服务业就业,从而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未来要实现结构转型,加快发展服务业,必须调整城市发展战略,鼓励劳动力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