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中，“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贯穿五四运动始终并且影响深远，所谓“科学”并不同于西方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自然科学”与“理性精神”，是在广泛的提倡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和理性务实的生活态度的同时，把“科学”上升为一种具有破旧立新力量的“世界观”，以达到来指导社会人生的目的；所谓“民主”既包涵了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提倡个性解放的民主的内在精神，又表现为强烈的立国功利性。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思想先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以图启蒙国人，重铸国民灵魂，最终达到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受五四思想诸多哺育的“五四”新文学应运而生，并且在活跃的思想氛围和文学语境中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流派——乡土小说流派，因此，“五四”乡土小说不管在主题表达、审美追求以及呈现的作家思想困境等方面均被刻上了时代的烙印，书写着勃发的启蒙精神。本文从审视乡土、乡村写照、启蒙困境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乡土小说启蒙主题的表达，乡土小说启蒙主义的审美追求以及乡土小说的内在矛盾，理清乡土小说中启蒙精神的脉络，并试图书写启蒙话语的比较完整的结构。在对乡土大地的审视中，作家们发现了古老的农民形象和统治乡土的封建思想：科学之农民是在科学理性剖析下的中国农民群体，呼应了“五四”人性启蒙的呐喊，拓宽了“五四”新文学“人的发现”的主题；对农民权利的关注是“五四”民主内在精神的体现，对“乡风民俗”的揭示饱含着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又都共同旨归于改造国民性主题思想，奠定了跨世纪的乡土文学主题，直至今日仍延续在乡土小说的血脉之中。对乡村独特性的抒写散发着暮霭的柔和光芒，又因为选取与现代文明对照的视角使得乡土的美丽与它的苦难在文本中难舍难分，让人沉醉的地域风情与让人绝望的落后“荒原”相互交织，呈现出瑰丽而腐朽的矛盾美感：乡土场景和风俗人情再现了现实主义的对典型环境的客观要求，审视目光与逼真描叙践行了乡土小说写实主义风格，暗中契合了启蒙主义追求客观逼真的审美要求；作家心态的矛盾性渗入小说文本，奠定了叙事人独特的情感特征，形成了主要呈现矛盾乡情的限制视角与讲述乡间悲剧的全知视角的两种叙事角度；“五四”作家对乡土的直观印象投射在文本中表现为与乡村有关的“荒原”意象以及与农民有关的“苦痛”、“死亡”意象，从启蒙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乡村及传统文化形态，从现代文明的视角去发现中国农民疾病缠身的痛苦，从人之解放的角度去审视农民肉体的灰灭与精神的死寂。基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农民的奴性意识与理性精神相悖的启蒙视阈，乡土作家在对启蒙精神热切追求的同时，也在不自觉的述说着启蒙的困境：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分离、启蒙理性与乡村情感的冲突。无法被农民理解的窘迫与无力启蒙的困境构成了“五四”乡土作家的精神泥沼，形成了文本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互不理解、分道扬镳的尴尬境遇，最终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分离；两种文明的碰撞，作家尴尬的境遇孕育了小说中两种感情的冲突，一方面，他们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故乡的丑陋、农民的奴性，另一方面，他们却深深的眷念着故乡的温存、同情着农民命运的苦难，这使得他们在批判与同情之间难以抉择。“五四”启蒙思想不仅影响了“五四”乡土小说的创作，而且也赋予了“五四”乡土小说中独一无二的价值——乡土小说启蒙现代性的追求；但是，因为“五四”思想本身的悖论，“五四”乡土小说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目的迷失的局限，不过这种局限并不影响“五四”乡土作家对启蒙思想的信奉和对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坚持，却更加坚定的探索启蒙的终极意义和目的，展现着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思考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