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标准必要专利推动全球技术标准化进程发展。标准必要专利禁令和损害赔偿救济作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请求权,在新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权利的保障激励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创造革新,权利的规制保障专利实施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已逐渐成为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的“主战场”。因此着重审视我国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制度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标准必要专利的产生进行梳理。剖析FRAND原则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不足之处。其次,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适用的学说,得出禁令救济应限制适用。标准必要专利损害赔偿领域,损害赔偿数额始终以填平权利人的损失之利润为原则,因此在确定数额时,充分考虑FRAND原则对其的影响。最后,分析专利“劫持”问题,明确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救济制度适用不可与普通专利相同。第二部分,探析我国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相关规则与实践。禁令救济标准类型适用范围过于狭隘,过错规则过于模糊的问题。损害赔偿制度中,损害赔偿考虑因素不全,欠缺说服力。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纠纷中,法的选择适用时应认识都反垄断的局限性。第三部分,国际视野下,在禁令救济方面重点对美国e Bay案确立的“四要素分析法”、欧盟的华为案形成的“华为标准”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在标准必要专利损害赔偿救济方面重点对“世纪大战”苹果与三星公司双方在美国、日本的案件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从中提取出值得我国借鉴和移植的条款。第四部分,明晰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制路径应回归专利法视角进行规制,提出了我国过错原则具体适用,即在专利法视角下增设许可协商规则,明确标准必要专利双方的归责原则和具体协商路径。其次对我国标准必要专利损害赔偿救济规则进行了分析,明确许可费、损害赔偿数额与FRAND原则的关系,并设定专利贡献度以及峰值规范损害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