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状况始终令人困惑,甚至痛苦伤神。清朝就是一个缩影,初期的极端专制和末期的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它在1912年倒台和西方文明的到来有种种关系,但可以设想,即便没有西方文明的冲撞和影响,它也难以持久了,尽管取代它的可能是另一个封建王朝而非中华民国。推动中国五千年历史别开生面的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鼓动者,而且是一位敏锐深刻的思想家。历史的际遇使他通晓中西两种文化,并很快认识到,恼人的列强恰恰是世界潮流的引领者,而中国不顺应潮流则无以自存。他在1905年毫不犹豫地将“民权主义”定为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尽管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非比寻常。武昌起义的成功让革命党人大喜过望,但民国成立之后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孙中山很快发现,他所主持的是一个财政拮据、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本来袁世凯是很有可能整顿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但很不幸,他缺乏现代政治头脑,独裁之后还想称帝,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声誉,而且严重地连累了中国。袁世凯既倒,军阀们蜂拥四起,中国历史似乎又在轮回。如果说,袁世凯主政时期,孙中山担忧的主要是民权问题,那么军阀割据时期,他又不得不为国家统一问题操心了。为了国家统一和人民民主双重目标的实现,孙中山多次在广州树立敌对性政权,但总是时乖运蹇。在进行成效甚微的军事斗争的同时,他也思考着国家长治久安之道。1921年5月5日那一段短小精悍的宣言,不仅有敷衍军阀的用意,而且也蕴含着他构建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想以及地方自治思想的精华:将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法治化分权,以此“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想中的长期主题。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重视地方自治的作用,认为地方自治是将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坚持将县作为实施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并在自治各县赋予人民四项大权: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之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精心阐述了革命方略:经由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而稳当地实现宪政和直接民权;他还精心编写了《民权初步》: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了将同志们乃至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到他和他的方针周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郑重推出了“知难行易”思想和“人群互助”理论,但这决非权宜之计,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道德的威力和作用是孙中山的一贯特点。这不仅为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而且有助于解释他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雄心。孙中山的哲学并不完美,但极具启发意义,而且显示了他的品质:对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深信不疑。那个时代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振兴重建的。但孙中山义无反顾地将再造中华的责任置于自己肩上,他为他美丽的中国之梦所牵引,没有谁比他对中国的潜力更加充满自信,也没有谁比他经受过更多的挫折。所有这些,我们都应牢牢记住。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评价感人至深:“那些拙劣的密谋者早已被人遗忘,可是,作为一种信念象征的孙中山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甚至在未来依然可以为中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