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深，各国各地区都在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的利用东道国的各种资源和市场，学习东道国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不断的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近些年来，在我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各种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不断出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高速的发展，流量和存量总额都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我国在2002年开始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据该数据统计，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27.0亿美元和299.0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值则分别达到了1231.2亿美元和8826.4亿美元，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数量上实现了非常大的跨越。然而，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成功率并不高的事实，很多跨国公司虽然实现了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达到理想的投资效果，有的甚至在还没有实际进入东道国之前就被叫停，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投资目标地区的选择对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研究跨国公司如何正确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最开始是从投资动机的角度出发的，他们从资源寻求和劳动力成本寻求开始，逐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对世界上不同生产资源的追求，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也有学者从技术寻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的追求。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随着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刚开始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或母国的制度环境这样单一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但是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所面临的是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国家的双重制度环境，单一制度环境的考虑并不能全面的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就出现了从制度距离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近些年来，很多学者从制度距离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有的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应该选择与我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在本国经营所获得的各种经验来处理在东道国遇到的各种突发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应该选择与我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政治方面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经济方面的管制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很多企业在本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迫切需要寻求国外完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保证自身持续健康的发展。基于以上学者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本文猜想可能是由于他们研究所选择的目标投资国不同而造成的，因此本文基于目标投资国家的比较分析研究了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把投资目标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以2007-2014年我国对世界上44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于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时候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实证研究中使用了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制度距离的综合性测度指标，把解释变量分为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并分别运用全球政府治理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国家文化指数来衡量，选取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额总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都是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具体的回归中，对发达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了分类回归，以验证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交叉影响。　　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回归发现:制度距离对我国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政治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制度距离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经济制度距离与文化制度距离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负相关关系，而政治制度距离则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由此可见，我国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要对所投资的目标国家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分析，选择合适的目标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样才能实现成功的对外直接投资，完成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本文在实证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如何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