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吏是宋代官僚体制中一个庞大和复杂的群体,广泛存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部门之内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常带有“官”和“民”的双重性质,凭借一定的职业能力、官民联系中的特殊地位及人数上的优势日益为统治集团所关注。其中,地方上的公吏在官府政事处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是基层上主要的行政力量,更与宋代地方政治生态的优劣有着重大干系。宋代的公吏既为官所需,又为官所恶,既与民为亲,又为民所憎,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变数的群体。在宋代,地方政治上的混乱与黑暗多与“吏弊”有关,公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扰乱司法的记录屡见不鲜,欺压上官、为害地方、祸害民众亦成为宋代地方公吏的生动写照,故有“吏强官弱”之说。然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意识的支配,熟知律文条法的地方公吏也具备该群体所特有的法律意识并对具体的行为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除职业因素外,这种法律意识与该群体的社会地位、现实处境及生活阅历密切相关,是宋代地方公吏主观意识世界中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具体行为对法律意识的发掘,可以进一步还原宋代地方公吏的真实形象,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宋代地方公吏整体情况的介绍。宋代关于“吏”的称谓颇多,如“胥吏”、“吏胥”、“吏人”、“公人”、“公吏”等,通过分析史料对宋代地方公吏这一群体的概念作出界定,并介绍两宋时期公吏的基本设置状况、分类及人数等。结合传统观点对于宋代公吏群体的主流态度,站在士大夫阶层的立场对宋代“吏强官弱”的形象进行分析与补充,冲破以往行为分析模式的局限性,说明地方公吏的法律意识是研究宋代官吏关系乃至地方政治生态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第二部分:宋代地方公吏法律知识的储备及学习途径。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法律知识与文化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识字往往是晓法的前提,公吏也是除统治精英集团外另一个庞大的识字群体,故有必要对宋代地方公吏的文化水平进行介绍。在公吏系统法律知识获取的途径上,分为“官授”与“私授”两种,区别主要在于公吏的名号是否合法。此外,公吏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学习到律文条法,如本职范围内所应遵守的各项规定、可承袭的吏职子孙通过父辈的传授以及一些地方民众“好讼”、“健讼”给公吏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官、吏、民三个层次对宋代地方公吏法律意识的表露空间进行研究。地方公吏多是长于民间而身在官府,熟悉民情而又知晓官府惯例,具有十分特殊又鲜明的身份特色。公吏本隶属于官府,服务于官员,接受各项指令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公吏不同于官员,没有明确的迁转制度,可以就地任职并长期供职于一处,任期上也有很大的弹性,在新旧官员交接之际能起到维持地方政务正常运行的作用;公吏虽无功名,也不具备官员的文学素养,相对单一的职责但却拥有较为专业甚至有着一定垄断性(尤其涉及法律知识方面)的职业能力,使之成为官员不得不依仗的专业办事人员,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民众很难与官府发生直接联系,多通过公吏这一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诸多涉及民众的公务也是由公吏代官府进行沟通,使得公吏在作为媒介的同时也拥有阻塞视听的条件与能力,一手遮天,存在民众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如此,公吏的非法事迹中常带有“官僚权威”、“靠山吃山”及“近水楼台”的特点,体现了宋代地方公吏法律意识表露空间向官、民领域内的延伸。第四部分:深入发掘宋代地方公吏法律意识呈现出的两极特色。我们在分析形形色色地方公吏群体负面行为史料的背后也能发现会存在与之截然相反的正面的个体事迹的记录,也就不能否认在庞大的公吏群体中不乏清正廉洁之士,也正是这些奉法守职的公吏对地方公务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有敷衍、贪蠹、卑忠,也有守职、廉洁、专横,于宋代地方公吏群体内均有深刻的体现,故不能单纯以“吏强官弱”或“公人世界”作为对官吏关系和地方政治绝对意义上的评价。另外,在消极、负面的法律意识内,也不能仅以道德因素来对公吏进行评价,官员的言行、周遭的环境、生存的欲望等都会对公吏的法律意识产生或浅或深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其行为。第五部分:探究宋代地方公吏群体的信仰底色。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繁荣与发展的阶段,形成了其他教派与儒学并立且借鉴吸收的多元文化格局,宗教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当时较为主流的佛、道宗教,信奉者遍及各个领域,既有普通民众,也有高官贵族。地方上多有体现民俗特色的神灵传说,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民众,其中自然包括活跃于官府与民间的公吏群体,并成为宋代地方公吏的法律意识中的信仰底色。公吏中除了有直接信奉者,在日常生活与履职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与宗教神灵相关的人或事物,不论是直接的感召与教化,还是对信仰侧面的触及,往往都会通过意识的传递而影响到具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