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付国家的模型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国家为了能够从沉重的履行责任中抽身而出,越来越多的开始选择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将公共任务交予私人主体来经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于公共任务可以甩手不管,相反国家必须转变自身角色,以担保国家取代原先给付国家的发展思路。而补充责任正是担保国家模型下国家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所谓补充责任,有学者也称之为“潜在的履行责任”,顾名思义,主要就是指为了避免公共任务不至于出现偏差,而要求国家承担起“补破网”的承接责任。也就是说,私人主体如果在公用事业的运营过程中出现问题,而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监督、规制措施又都效果欠佳,此时国家就有必要有责任根据个别事态的严重性而选择终止运营或介入干预,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定性、补充性与强制性是国家补充责任的基本特征。同时,国家补充责任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公共利益原理与公民的社会权。在学理上,学者们将国家补充责任分为了接收责任与减压责任两种具体责任类型。在实践中,为了更好的落实国家补充责任,必须把握、平衡好消费者权益与特许经营人权益,严格法定与自由裁量,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这三对矛盾,以构建其相应的制度。笔者认为,通常来说,这些制度应当包括：临时补贴制度、临时接管制度以及相关的权利救济制度。以此来对照我国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我国在公用事业领域内以特许经营为主导方向的民营化改革虽然已经起步,但是相关立法对于国家补充责任却缺乏必要的重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对于国家是否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在立法上还十分模糊；再有,国家补充责任有关制度设计上也存在着各种问题。而正是角色转变的滞后与制度构建上的不健全导致了实践中许许多多的问题,损害了特许经营权人的利益、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制约了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构建起我国的补充责任体系。笔者认为相关措施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修改《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明确国家对于补充责任的承担；其次,加快公用事业法的立法进程,统一国家补充责任的制度规范,真正建立起并完善好我国的临时补贴制度、临时接管制度以及相关的权利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