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和社会就业都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环境质量提升,但对局部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就业亦会带来影响,如何实现环境规制在环境保护和充分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过程较复杂,从影响路径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产生要素替代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也通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FDI、工资福利水平等产生间接影响。从影响结果可分为就业损失和就业创造两种结果,企业总成本增加、从劳动力密集转换成资本密集等会降低就业水平;企业引进技术型人才、消费者偏好绿色产品等会提高就业水平,环境规制对劳动力的总影响取决于就业损失和就业创造加总。从影响的空间角度分析,我国省份之间在经济水平、政策实施效果等存在明显的差异,每个省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环境规制不仅对本省份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周边省份,即环境规制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除西藏外),首先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建立系统GMM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关系。其次,针对全国、沿海、内陆分别进行动态面板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三种样本数据均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从区域角度来看,沿海区域产业结构水平高于内陆区域。最后确立空间相邻、空间距离、空间经济矩阵权重,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并进行效应分解,估计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形成负的空间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建议。首先要完善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加强监督力度,使环境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其次根据各省份情况因地制宜地做好环境规制、就业促进与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抓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带来的机遇;然后建立环境规制驱动企业创新的长效机制,支持绿色产业发展,鼓励企业清洁生产;最后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基本技能,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合理引导规制约束下的劳动力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