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邪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着不可轻视的地位，发展到了晚清这个激变的时代，虽仍旧处于末流，但其成就却不可忽视，它们在时代的潮流中不但悄然地实现着现代性的变革，同时，也在众声喧哗中进行着对传统的承继和生发。本文以两部晚清狭邪小说——“近真”之《海上花列传》、“溢美”之《青楼梦》为分析对象，在对具体历史背景和文本的解析中，从伦理道德的变迁、叙述方法的流变、小说描写的动因以及地域文化对小说叙写的影响等多个角度讨论两部小说的主要分野，从而考察晚清狭邪小说本身的丰富芜杂和多元异质。 本文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二章以鲁迅先生“近真”、“溢美”的评论为主要基点，对文本本身的文化意蕴作具体阐释和生发。第三章另辟进路，主要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考察两部小说的差异。 第一章主要从两部小说“古典”和“现代”的不同倾向阐释二者的差异。第一节从叙事模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看二者展示的不同的景观。在这一点上，二者虽同属于晚清“狭邪小说”，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界线，这也是被鲁迅先生称为“近真”和“溢美”之代表作的最直接的原因。第二节从《海上花列传》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僭越与《青楼梦》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承传上阐释二者不同的文化意蕴。第三节主要考察两部小说中的青楼女子在面对传统的男权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抗争和顺从，以及她们面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前程时所作的抉择。 第二章从考察作者的写作动因入手，探讨两部小说的主要区别。第一节简述两位作者的生平。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是构成韩邦庆和俞达二人写作动因迥异的重要内因。第二节重在探讨二者的写作动机，这是造成二者差异的又一原因。在《海上花列传》中，韩邦庆在“近真”的描写策略中一步步地背离了自己预设的“揭蛇蝎之心”的警戒意图，在对青楼女子凄凉身世的描写中寄予了对她们的同情，同时也在对善良单纯的二宝的悲凉境遇的描写中冲淡了对赵氏“糟蹋”的意图，从而以一种隐性的渗透性力量展示了小说的另一个潜在主题。而俞达则在《青楼梦》中将自己的人生抱负，全都交给了金挹香去完成，以实现他“居庙堂之高”且有如花美眷的庸俗理想，从而在对想象世界的欲望投射中纾解自己作为一个晚清落魄文人的焦虑，实现心理疗治的目的。 第三章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两部小说的不同。第一节主要简介中国城市文学发展之流变。第二节分析边缘文化和中心文化的特征：边缘文化的开放性，中心文化的保守性。第三节具体分析两部小说中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吴地柔媚的山水，吴地精英人才的繁盛，吴地商业文化与文人雅士风流气度的交接，吴地锐意进取的精神与浪漫生活情调的融合，共同构成了吴文化深沉却不古板、风流却不轻浮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为《青楼梦》中的风流气度提供了一种“精神气候”；而“海派”文化却以其浓烈的实利意识、繁华和糜烂共生的气息以及海纳百川的气势，在《海上花列传》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