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之后现代西方文明迅速崛起,追赶上富裕国家是落后国家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经济赶超是早期各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快速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关注焦点逐渐从经济赶超转变为技术赶超。大部分研究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界定技术赶超路径,且重点描述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赶超政策,忽视给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之间也缺少内在联系。本文重点研究如何描述和选择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以及揭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之间有何联系。本文构建的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以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作为基础,根据该框架可以识别出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竞争和技术跟随四种技术活动,以及六种典型技术赶超路径。技术赶超路径选择和技术赶超战略选择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结合赶超国家与领先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从六种典型技术赶超路径中进行的选择可以划分为跟随型、嵌入型、对抗型和竞争型四种技术赶超战略。由领先国家主导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赶超机遇从外部影响技术赶超路径选择与实现。技术革命首先带来范式间赶超机遇,范式间赶超机遇会逐渐地转化为范式内赶超机遇。抓住范式间赶超机遇需要具有足够的制度创新能力,把握范式内赶超机遇需要具有稳定推进制度变革的能力。制度变革从内部影响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制度变革工具有自主制度创新、制度移植和制度转型三种类型。制度变革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且不同赶超国家的制度变革成本差异巨大。因此,赶超机遇和制度变革工具选择会共同影响技术赶超绩效。实证分析主要以从麦迪森经济统计数据中选取的1900年至2010年人均GDP为基础。以人均GDP差距和相对差距代表技术差距,并对之进行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等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德国和日本的技术赶超战略都经历了从对抗型转为跟随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赶超战略是嵌入型。从长期看,中国的技术赶超战略属于竞争型,印度的技术赶超战略是竞争型和跟随型的混合。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分为单纯技术移植、制度冲突、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基础、开启技术大国复兴之路和在复杂产品系统领域进入领先国家行列五个阶段。中国是典型巨型赶超经济,是中华文明集团的核心国家,技术赶超战略目标是复兴成为世界技术领先国家之一。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不能复制其他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经验。技术赶超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中国的技术赶超对策主要是: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独立性和继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加强对中华文明复兴和文化赶超的财政支持力度;塑造友好国际技术赶超规则体系;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增强技术赶超动力;关注技术变革动态提高把握赶超机遇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是:(1)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技术赶超经验具有明显差异,这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具有一定必然性,不同赶超国家均倾向于根据自身内部和所处外部条件理性选择适合自身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2)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会相互影响,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具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关系。国家技术赶超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是赶超绩效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决策是以考虑竞争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3)技术赶超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从长期看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具有高度连续性,始终是以成为技术领先国家之一作为赶超目标,竞争型赶超战略是已经历过的各个赶超阶段以及在未来时期继续进行技术赶超的重要基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是:(1)提出一种竞争性视角的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这种模式对巨型赶超经济意义重大。对巨型赶超经济而言,技术赶超路径阶段转换通常是由技术移植发展到技术竞争,这种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与由模仿、模仿到创新转型、创新这种赶超阶段转换模式不同。后者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中小开放型赶超经济,这种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不适合于巨型赶超经济。(2)以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作为二维度界定因素来理解和探讨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问题。已有国家层次技术赶超理论大多是以技术能力差距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是采用技术能力差距和制度差异两个界定因素结合起来的方法思考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问题。增加制度差异这一界定因素不仅有必要,而且扩大了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和提高了解释能力。(3)将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方法与经济发展历史比较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实证分析,以相同的判断标准对选定国家的赶超历史阶段进行识别,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具有较好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