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师教育是在甲午战后“救亡”、“兴学”的热潮中产生的,一开始就担负起了启蒙、救亡、兴国的神圣使命。北京高师前承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启“高师改大”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可以说完整地见证了中国近代高师教育从清末的开端到民初的独立发展再到20世纪20年代大学化的经过。同时,北京高师存在的时间恰恰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大变革时期。“学校依附社会,是社会的代表”,北京高师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诸多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北京高师与近代文化的关系。　　 北京高师是北京大学之外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中心。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师生们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投入新文化的建设,他们对“民主”、“科学”、“新道德”、“白话文”、“国语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尤其是教师钱玄同,不仅是白话文运动的最先响应者和最先实践者,而且还是国语教科书编纂的开创人。同时,部分学生还与新文化主将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引起了主将们的重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高师组织了工学会和平民教育社,创办了《工学》和《平民教育》杂志,提出并推动了工学主义思潮和平民教育思潮的发展。同时,工学会和平民教育社还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工学结合和平民教育的活动,成为了两大社会思潮重要的实践者。　　 北京高师是新教育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它在全国率先开办教育研究科,并组织教育团体、创办教育刊物,营造了浓厚的教育研究氛围。师生们一方面密切关注西方新教育的发展,积极推动杜威、孟禄的来华;另一方面,他们还把新教育思想与学校生活相结合,开展了对男女同学、学生自治、教育独立等民主教育,以及教育统计、教育调查、教育测量、心理测验、教学法实验等科学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教育运动的内容。　　 北京高师也是五四时期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它通过开设史地部,组织史地学会,创办《史地丛刊》,培养了大批史学专业人才,并为广大师生提供了研究新史学的园地。师生们一方面猛烈批判传统旧史学,积极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力促中国史学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融合新旧学说”的基础上,从史学研究的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历史教授法等方面对现代史学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作为一个高师院校,北京高师通过自己的努力,被时人誉为“现代海内人文之渊薮,我国近世文艺复兴之策源地”。探讨北京高师与近代文化的关系,探索北京高师的发展道路,会给我们今天的高师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