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五”开始,流域生态补偿活动在我国许多地区广泛开展,并且取得一些成效。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作为衡量补偿主体承担责任多少的重要依据,对于流域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均未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补偿标准成为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的热门方向。但是,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环境科学、经济学领域,从法学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则少之又少。因此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全面梳理,希望能找出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对此进行法学分析,同时通过分析域内、域外典型实践样本,借鉴其有益经验,力争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出法律建议。文章从梳理我国现有流域生态补偿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入手。发现当前所制定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内容单一、指标涉及范围狭窄、没有充分实现社会参与原则及缺乏相关利益主体合法权益保障法定途径等问题。针对上文提出的当前流域生态补偿中标准制定存在的问题,文章进行分析认为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成因是一直以来执法不严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遏制,使得流域生态系统遭到持续性破坏;其次,各地区政府缺乏生态补偿法治观念;再次,流域生态补偿各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着亟需通过法律进行调整的利益冲突;最后,当前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国家层面立法缺失,地方立法不健全,使得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可依。接下来,笔者对域内、域外流域卓有成效的生态补偿范例进行了梳理。域内着重分析了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甘肃省祁连山地区黑河、石羊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补偿三个典型样本;域外着重分析了法国Perrier vittel矿泉水公司为保证水质采取的措施、澳大利亚水分蒸发蒸腾信贷、巴西巴拉那州公共资金再分配机制三个典型样本,以上典型流域生态补偿样本能够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有益经验。基于前文的分析和论证,文章最终提出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关于标准制定的合理化建议。首先,厘清流域生态补偿中各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补偿标准切实发挥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其次,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所涉及的指标法定化,制定恰当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充分考虑各类指标因素,通过法治方式解决补偿标准过低、补偿主体缺乏认同感等问题;再次,立法保障流域生态补偿的社会参与,使补偿标准符合实际需求;最后,建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使得流域生态补偿各参与主体出现异议时合法权益能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