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天下无事,武备废弛,兵书一度被列为禁书。但是由于承平既久,将不习兵,恰边患频起,防御失利。在此背景下,宋廷不得不倡导武学,讲武练兵。根据《类苑》的记载,宋嘉祐六年(1061年)大理寺丞郭固曾奉诏编书。元丰二年(1080年)宋神宗诏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订《尉缭子》、《孙子》、《吴子》等七部兵书。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问题,学界一直争论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汉志》中注“六国时”,但《隋书·经籍志》又注“尉缭,梁惠王时人”。所以对《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问题,学界至今也是颇有分歧。而凡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它所反映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故应从此方面来进行考察。《尉缭子》的著录问题,即杂家、兵家《尉缭》的关系的问题。本文认为,今本《尉缭子》即《汉志》著录的兵家三十一篇,并且保存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主要内容。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之后,在秦汉以及后世的流传中,经过增益、补充以及宋代元丰年间编印时为了保留和突出兵家内容的挑选与删减,今本由此定型,形成了现今所见的《尉缭子》兵书。而杂家二十九篇的著者或是秦始皇时的国尉缭,继兵家广泛流传后,杂家《尉缭》由是为世人所忽视,或因北宋末年战乱而致其书亡佚。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学派的学术交流与相互之间的影响日益加深,表现为《尉缭子》等初步综合了诸子思想的兵书纷纷问世,且以儒墨为首的显学以及名、法、道、阴阳等学派均开始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并结合本学派的观点对其进行深刻而独特的论述。这些都为中国先秦时代的军事思想在战国中晚期形成系统而全面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诸子思想与兵家理论的互通有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及历史背景下是相辅相成的,即兵家学说在战国中晚期的进一步发展,是初步综合了当时有益于兵家发展的百家诸子思想;而兵家学说理论体系的建立,又对诸子学说尤其是其军事思想的成熟给予了有力的促进,使之更符合当时国家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