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在为全球化沟通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对非英语世界的文化变迁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中国,英语不仅是大、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更是一项公认的职业技能。英语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使得英语学习热潮不仅在城市蔓延,也逐渐扩散到乡村地区。本文将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来考察一个特定非政府组织“学业中国”在江西农村进行的英语教学活动,揭示英语传播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意义。研究发现：(1)支教过程中中美双方志愿者在文化上表现了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仅来源于英语文化在大学校园的流行,还可归因于两者对同一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归属感,双方文化行为上的共性表现在庆祝共同的节日、消费相同的流行文本。(2)志愿者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使用了抽离机制来完成英语知识以及文化价值的输出,这一策略具体表现在——通过给学生分配英文名从而赋予他们新的学习身份；用游戏替代传统教学方式,取得学生认可的同时进行“公平”价值的输出；情感式教学模糊了师生的等级,将从属于公共场所的教育活动延续到私人空间。(3)在以英语能力为资本要素的单向权力场中,志愿者处于权力的中心,制定了游戏规则；学生是新秩序得以成型的重要组成,但他们有限的资本还不足以参与规则制定,只能暂时充当权力场中被规训的客体；村民们游离于权力场的边缘与场外,他们对英语教育既无话语权也无需求,是权力场中“游离的观看者”；地方政府在活动中既扮演了“赞助商”的角色——为活动提供经济与行政的支持,也试图扮演“监管人”的角色——将民间活动纳入政府的管控下。以志愿者为中心的新秩序与以地方权力机构为代表的传统权威交锋时,双方呈现了既对抗又共谋的复杂关系,对抗体现在新旧权威对彼此话语空间的渗透,共谋发生于互惠前提下的合作。(4)研究个案中,英语在中国乡村社会的象征意义有多层次的体现：首先,英语最直观的象征意义就是西方生活与价值观；其次,在乡村教学中,英语教育的匮乏最为明显,成为所有科目中的短板,因而英语有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指标意义；再次,英语教育在乡村的普及发生在不长的时间内,英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刻画了明显的代际区隔；最后,英语在中国乡村社会的非传统意味赋予了说英语的女性挑战传统性别身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