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税收体现为公共产品的“价格”,围绕税款的征集和使用就形成了纳税人、征税人与用税人三种社会角色,而贯穿于三者之间的就是公共产品。其中:国家使用税款,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人民纳税,以换取公共产品的消费权;征税人则是受国家委托,向民众征集税收的具体执行者,其征税行为为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资金来源。三者的关系表现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的契约关系;国家与征税人呈现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征税人和纳税人是税收征纳过程中直接对立的双方,二者权利与义务虽不相同,但各自的行为都受到税法的制约。它们既有共同的集体利益,又有独立的个体利益。因此纳税人在享受公共产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希望能够通过“免费搭车”避免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伴随着纳税不遵从行为的产生,税务稽查行为就作为征税人查错防弊的一种手段应运而生。同时,由于国家与征税人之间存在代理层次多且委托人多的特点,“内部人控制”问题难以避免,使得税务稽查行为可能会偏离最终委托人的利益,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完全实现。这样,社会公众的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体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体理性的话,就不可能实行下去。”1由此产生了税务稽查制度。笔者从博弈论的角度提出:税务稽查制度是一套在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使征纳双方在发生互动关系时能确定地了解税务稽查行为方式的行为准则。由于国家、征税人、纳税人三个具有独立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影响及复杂的外部税收环境,要想保证国家税收利益的完全实现不具可能性。因此,税务稽查制度的实际目标不应是单纯增加国家税收,而应是规范税务稽查行为。这一方面能抑止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安排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国家、征税人与纳税人三者实现利益均衡,减少税收交易成本。而税务稽查制度绩效受到纳税人行为、稽查行为及国家法律约束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就稽查行为来看,稽查行为不当(稽查不力与过度稽查)会破坏均衡,增加成本。稽查不力会导至国家税收减少;过度稽查会增加稽查成本,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对被查的纳税人增加经济负担,造成法理不公平。导致稽查行为不当的原因可能有稽查人员的素质、稽查政策的选定、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完全等主客观因素。基于此,本论文以提高税务稽查制度绩效为设想目标,以稽查制度与纳税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主线,将理论和实证的结论应用于实际,并对未来税务稽查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进行探讨。循着上述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别对国内外税务稽查制度及纳税遵从行为相关研究进行简要述评。主要包括制度的内涵及起源、税务稽查制度,以及纳税人遵从行为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第二章,税务稽查制度的基本理论基础。首先,对公共财政理论视角下的税收征纳关系及税收的交易成本构成进行分析。然后,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税务稽查制度的起源,进而分析稽查制度的构成。最后,从税务稽查与征收管理各组织的不同分工出发,分析稽查组织在税务管理体系中的地位,指出稽查制度的三大功能及其对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性。第三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税务稽查制度的变迁过程。在对有关税收征管制度的历史文献分析基础上,分析我国税务稽查制度的变迁路径,并指出我国税务稽查制度变迁是以征税人为初级行动团体,以税收的交易成本最低为原则,不断重新配置税务组织、调整各组织权利义务和变革相关的征纳税程序的过程。第四章,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分析税务稽查制度对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影响。本章假设纳税人与税务稽查人员都是“经济人”,他们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在此前提下,从一个简单的纳税人不遵从行为基本模型开始,逐一增加影响纳税人遵从的因素:包括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度、税务稽查概率政策、税务稽查能力以及法律约束,从而分析总结出税务稽查制度对抑止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功效。第五章,通过对纳税人和税务人员分别进行问卷调查,检验第四章的数学模型结论的适用性,以及调查征纳双方对当前的税务稽查制度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1)第四章的结论在我国具有适用性;(2)税务稽查组织与纳税人双方的交易成本对于他们各自的行为都将产生影响;(3)尽管征纳双方对现行税务稽查制度进行了肯定,但也认为其抑止纳税人不遵从行为及激励和约束稽查人员行为的功效还应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第六章,对我国税务稽查制度进行绩效评价。笔者首先提出在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的条件下,将税务稽查选案的有效性作为稽查制度绩效评价的标准,即将能否优选稽查最不遵从的纳税人作为判定稽查选案政策有效性的标志。然后,利用概率论构造了一个稽查选案政策与纳税人不遵从行为关系的模型。通过对1996-200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笔者发现:这一时期我国税务稽查选案政策缺乏有效性,稽查选案优先选择的是最遵从的纳税人。第七章,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稽查制度环境的变化。由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制度环境变化将影响稽查制度的需求,为了避免制度供需失衡,笔者认为必须未雨绸缪,并指出,我国应在税务稽查组织结构、实施机制及人力资源管理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的制度环境。本文在前人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从如下几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力图有所突破:(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始终把税务稽查制度放到国家、征税人、纳税人三者互动的关系中去进行考察。这种研讨拓宽了研究视角,把过去主要研究税务稽查的工作程序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拓展到对主体“人”的研究,并对纳税人最容易产生不遵从行为的情况进行了数量分析,并通过实证和规范研究分析了如何提高税务稽查绩效等问题,不仅尝试拓宽了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由于提出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对我国的政策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研究内容的创新。研究视角的创新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创新。笔者创新地从制度演化和纳税人行为变化的角度对影响税务稽查制度变迁的因素进行了动态考察。通过对税务稽查制度供需进行分析,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纳税人的“经济人”性质逐渐加强,机会主义行为增加,税务稽查的制度需求增加;国家、税务稽查组织及纳税人都是税务稽查制度变迁的主体,但征税人是初级行动团体,它推动了税务稽查制度的创新。因此不论是当初的制度建立还是将来的制度完善,都要以征税人为主体来推动。(3)研究方法创新,本文是国内较早运用实证方法分析税务稽查制度绩效的一项研究。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及计量分析方法,从个体和整体两个层次对我国税务稽查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价,并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税务稽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弱,且征纳双方在税务稽查中的交易成本过大,因此现行稽查制度急需改进。(4)计量模型创新,本文创新地利用概率论构造了一个评价稽查选案政策有效性的数学模型。该模型的理论依据是,税务稽查的功能首先是抑制纳税人不遵从行为,如果能优先选择最不遵从的纳税人就会使稽查绩效提高。因此稽查选案是否随机,是否能优先选择最不遵从的纳税人,则成为了评价稽查选案政策有效性和判断税务稽查制度绩效的标准。该模型的设计思路是,鉴于稽查是对全体纳税人中抽出一部分纳税人进行稽查,所以笔者采用了抽样统计的概念建立模型测试税务稽查非随机选案的可能性。又由于纳税人不遵从水平的信息不易获得,本模型允许估计被稽查的纳税人和未被稽查的纳税人的不遵从水平。同时本模型还考察了影响纳税人跨时期不遵从水平的因素,包括纳税人感觉到的被稽查的可能的变化及其它系统因素。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税务稽查制度包括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两方面。正式约束主要是指税务稽查制度的立法设计和稽查体制的具体选择。非正式约束是指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及税务稽查人员的服务意识,树立双方的信用意识。非正式约束对提高我国税务稽查人员与纳税人的税收意识、提高税务稽查组织与纳税人的制度需求程度、降低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非正式约束的供给充足与否,将直接影响正式约束的供给和实施。但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税务稽查人员的服务意识和双方的信用意识,要真正在实践中收到实效还存在较大困难。由于时间关系以及的确尚未找到较好的思路,本文对非正式约束的供给未进行深入研究,这是论文的一大缺憾。(2)由于我国关于税务稽查工作评价标准主要还是在检查面、处罚率、入库率等几率,还缺乏其它指标如结案日期,工作时数等的配合,受数据资料所限,本文只选用了选案的有效性这一指标作为我国税务稽查制度绩效的标准,因此可能导致分析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