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和托达罗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同质的假设不符合事实,得出的结论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将劳动力看作同质的,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并得出基本的经济规律,但是忽视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存在个体差异的事实以及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迁移的重要特征。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选择性倾向：能够实现转移的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本文注意到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及其带来的四个问题：农业劳动力低素质化、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农民工市民化困难、农村劳动力转移陷阱。劳动力选择性迁移对我国二元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象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所预示的那样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能实现工业化。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虽然总体上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可实际上影响了我国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质量。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劳动力低素质化,陷入“农村劳动力转移陷阱”——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了；同时,从农人员低素质化阻碍了农业进一步的发展。相对于城市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专业技能有限,只能实现非正规就业,市民化困难,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的进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化土地流转机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多元化经营；培养新型农民群体；加强对农村的教育和培训；推进多层次的城镇化,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