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既是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的最高政教领袖,又是一位修证高深的佛教僧侣,同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被誉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至今仍受到藏族人民的追忆与景仰,被尊称为“伟大的五世”。五世达赖喇嘛及其所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在西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1642年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开创、确立了之后300年西藏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地位的确立亦奠定了之后历代达赖喇嘛西藏最高政教领袖的地位。同时,五世达赖喇嘛通过对外积极结纳满蒙势力、顺治朝进京朝觐,也为蒙藏、满藏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有鉴于此,故对于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地位确立之历史过程以及身处其中之五世达赖喇嘛心路历程之变迁有必要进行细致的考察和研究。本课题以三卷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为中心,以五世达赖所著《三世、四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王臣记》及当时西藏地方与满清政府往来的档案资料为补充,着重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地位确立之历史过程以时间为线索进行考察。并借鉴西方高僧传解读研究的传统以及文本阐释学与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对三卷本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作系统深入的文本解读和研究,跳出传统史学视自传所记即为历史真实的认识框架和从中搜集客观史料的局限视野,悬置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置文本于作者创作的当下情境中考察,“在文献中作田野”,引入作者创作言说的具体对象,支撑其创作的背后动机,其创作所要达到的目的等诸考量因素,对身处其中之五世达赖喇嘛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发展变迁历程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把五世达赖喇嘛置于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本真的理解。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五世达赖喇嘛人格和心理特征的把握反过来更好地理解在此过程中他的所思、所想、所为。本课题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不惜笔墨地详细追述自己出身的琼节巴家族的来源,向我们证明琼结巴霍尔家族来源于印度的萨霍尔王族。虽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心理真实：乃是为自己当下甘丹颇章政权最高政教首领的身份与地位的必然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第二,通过对《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护法神多吉秀丹前身身份的追溯和考索,可以看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从寻找到确认再到打发竞争者,自始至终贯穿着残酷的权力之争。这可以从五世达赖喇嘛身份的竞争者之一南喀索南扎巴在甘丹颇章政权的迫害下演变为多吉秀丹护法神的过程中得到鲜明的体现。而五世达赖喇嘛在书中对其真实身份亦多曲笔予以隐讳。第三,五世达赖在引蒙古兵入藏消灭藏巴汗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并不是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积极主动和完全倒向蒙古兵的,而是充满着慎重的考量,并随着历史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第四,在新旧政权交替,甘丹颇章政权立足未稳,人心叛服不定,敌对势力蠢蠢欲动、伺机而起之际,修建一座气势恢弘的宫殿和堡垒——布达拉宫,不仅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政者捍卫新政权的坚如磐石的信念和决心。第五,贯穿《西藏王臣记》一书的一条红线,乃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统治者必然是菩萨化身而为人主,行政教二道双运之策,其政权的建立乃伏藏所预示的历史必然。《西藏王臣记》述评的是西藏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权,但着眼点时刻系于当下。在一个新政权刚刚建立之初,即撰写一部全面记述前此诸代政权统治的历史,并立场鲜明地加以褒贬评说,不能仅仅视作对“历史真实”的叙述,此中难免隐含有为新生政权辩护的政治动机,并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寻找历史和理论的根据。第六,五世达赖喇嘛对满-藏关系的主观理解与定位从开始与对方的认知就存在着一定偏差和出入,一方是施主-福田,一方是中央-藩属。这种定位的偏差和出入在之后双方的交往史上曾造成诸多的误解和裂痕,但各自对对方及与对方交往关系的实质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双方接触的逐步深入和政教关系的逐步变化经历着不断调整和主客观视域的融合。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一节,满藏或汉藏双方有着不同的记载和观点,体现了两种观念体系的错位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