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近代以来晚清政府发起的向西方学习的重大举措。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次较为彻底地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而且也是着眼于建设新文化的运动。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60年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间矛盾与纠结错综复杂,互相激荡,互相交融,互相制衡,推动着近代社会向前发展。梁济,是清末民初京津地区普通的一名中下层士绅。他见证了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他一生的言行举止与京津地区的中西文化氛围和中下层士绅的身份特征密切相关。京津地区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方面,作为文化中心,特别浓厚的专制统治特色决定了其文化氛围具有保守的一面。在洋务运动之前,其文化氛围更多地体现了儒学尤其是晚清理学的色彩。这就使民众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总是要突破传统文化的某些沉重羁绊而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中心,列强入侵所带动的西学东渐冲击着京津地区。同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各种变法救国方案也纷至沓来,短期内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些京津地区本土士绅无法跟上中国近代化步伐的原因之一。作为传统士绅,梁济的思想是由中学,尤其是晚清理学灌输而成。这就决定了他在研判问题时,一贯地遵循着传统儒学的范式,亦即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较多地强调个人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意义。同时,作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梁济积极维护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其中下层的社会地位,又让梁济更多地体会到广大下层民众在内忧外患中的苦难。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传统经世观念的推动下,他能够较早地认识到西学的救世之用。因此,他主张在现有秩序下,以中学为基础,通过吸收融汇西方文化中经世济民之学,解决清末社会面临的棘手问题,尽快使积弱积贫的国家走上复兴之路。清末民初大转型时期,各阶层民众所关心的关键问题就是在实现救国目的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中西学的关系问题。梁济的一生诠释了京津地区中下层士绅接纳西方文化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中体西用论的思想。中法战争时期,正值青年的梁济初步确立了大变局的时局观,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非传统的“夷夏”之别。甲午时期,梁济提出效法日本,大力引进西学。戊戌时期,他赞成变法除旧革新,但主张缓进而不赞同维新派的激进主张。清末新政时期,他以西方文化为蓝本,加入到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中,期望教育救国。辛亥前后,他支持清政府的宪政改革,赞成共和制度,但是他认识不到立宪失败和共和蹉跎的根本原因,而归咎于朝野上下人心道德的沦丧,而不是归咎于封建制度和对应的纲常伦理。这是他无法赞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梁济在不同时期不完全赞同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和新文化派的政治与文化主张,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东西方文化认知程度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士绅对于近代以来思想史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型思维模式的反对。“民权万能”论、“立宪万能”论、“共和万能”论与“民主与科学”万能论就是这一二元思维模式的不同体现。梁济主张文化调和,以实用为原则,实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这是他中体西用观的反映。当然,不能认识到传统思想的不足是他最终无法适应时代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其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