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其制度设计在损益历代的基础上,强化专制功能,而以赋税征收为中心的财政体制,更是为专制集权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江南地区作为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一直受到中外学者广泛关注。从明初官田激增导致的税率过高,到清初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不断裁减地方存留,苏松地区的重赋问题及起运、存留比例失衡的问题,都给地方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再加上江南地区水旱频仍,这导致南方各省田地抛荒、人口流亡问题严重。如顺治、康熙年间,苏州府常熟、太仓、昆山等州县“土弃人逃,久失阡陌”。此外,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清王朝的赋税起运和存留占比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失衡现象。据康熙《常熟县志》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和康熙五年(1666)这两年的常熟县赋税征收,在钱粮过度起运的情况下,留予地方建设的存留数额已经微乎其微。顺治十四年(1657),常熟县本色起运占该年起科总额的94.7%,折色银亦达到了“起九存一”的地步,这给地方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由于地方开支无着,州县官吏不得不谋求新的财源收入,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包括官吏贪腐在内的社会问题。清初,差役作为州县赋税征收的直接承担者,权责重大,是保证州县赋税征收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一环。但是,州县衙门中的蠹胥奸吏,他们与官绅合谋,甚至伙同流棍,在赋税征收过程中,恣意勒索,扰害乡民,导致以常熟县为主的苏州地区“包揽”、“垫充”、“隐占”、“诡寄”之弊迭起。州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清代行政管理体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州县钱粮征收足额顺利,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州县官吏称职与否,也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好坏。常熟县所在的苏州地区,自宋元以降一直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明清两个王朝的财赋重地,正因如此,该地的赋税征收也纷繁复杂,且弊端重重。如明末清初的田地抛荒、人户逃亡问题,自明初以来的官田重赋问题,起运、存留比例的失衡问题,以及州县差役的种种不法行为,皆是研究清初常熟县社会发展状况时所不能忽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