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因为1924年外交上的联俄政策而发生质的变化。藉由苏俄的帮助,孙中山全面改组国民党,为随后的国民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是考察1923年的孙中山,我们发现联俄固然是其所需,但是孙中山却不愿为了联俄而失去西方列强,尽管西方列强没有给予孙中山多少实际意义上的帮助,这从1923年爆发的关余危机中可以明显的看出。1923年第三次在广州开府的孙中山企图通过制造一起外交事件来获得西方列强的关注,这就是1923年下半年的关余危机。在关余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孙中山虽然发表过一些言辞强烈的声明,但是仍不忘透过舆论,或经由个人等不同的途径,据理力争,以期减少列强的压力,孙中山的这种外交行动在当时即被誉为“敏捷外交”。孙中山分别同与关余危机相关的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进行了外交联系。首先是日本,早在关余危机未正式爆发前,孙中山就想引日本为奥援,但实践证明,日本不仅没有帮助孙中山,反而落井下石,他“联日”的希望化为泡影。其次是英国,在列强之中,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虽然较为复杂,外交部方面对孙中山抱同情态度,驻华公使则对南方政府的行为极端抵制。但是在维护整个海关管理权完整的原则上,英国与其他列强别无二致。迫于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也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英国最终还是同其他列强一样,站到了反对孙中山的立场上。对于美国,孙中山素来情有独钟。但是美国在关余危机中的表现,对孙中山来说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关余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除了实施战争外,可采取任何措施防止中国海关的分裂。虽然关余危机最后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的调停结束,但在涉及外交承认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是慎之又慎。从舒尔曼调停的结果看,拨关余一部分为治河经费也是列强商议一致的结果。1924年1月9日舒尔曼再次表示：“华盛顿态度未尝丝毫改变,仍将与列国共求维持关政之统一。”孙中山的美援行动也告失败。实际上,“敏捷外交”并不敏捷,反而将孙中山欲谋求西方外交支持而不得的进退失据体现无遗。为了能谋得西方的关注和支持,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曲求周全,其间的联俄计划甚至也一度沦为孙中山争取西方友谊的筹码。本以为以此可以使列强主持公道的孙中山,没想到却事与愿违。西方列强非但没有帮助孙中山,反而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进行武力威慑。为了不给孙中山任何以资承认的借口,列强对孙中山主动同他们的交往也大都采“避而不见”的政策。列强的冷漠和威胁,使孙中山的“敏捷外交”陷入破产境地。反观苏俄方面,怀抱世界革命的苏俄虽然很早就跟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但是双方的关系并不稳固。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苏俄将交往对象初步放在了孙中山、吴佩孚和陈炯明三人身上,孙中山只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而已。因为陈炯明事件,他第一个被苏俄否决,过早的失去了充当候选人的资格。在陈炯明自我除名后,苏俄将重点放在了谋求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以建立孙吴联合政府。苏俄的这项外交政策由越飞来完成。但是,吴佩孚和孙中山对苏俄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孙中山亦步亦趋地向苏俄靠近,而吴佩孚则虚与委蛇,与苏俄渐行渐远。伴随吴佩孚的渐行渐远,孙中山的地位得以凸显。在马林的配合下,越飞与孙中山于1923年1月26日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事实上,孙中山签订宣言背后的目的不排除借这个此来刺激一下他的“西方朋友”以自重。但西方反应平平证明孙中山失败了。可以说,1923年上半年的《孙越联合宣言》与下半年的关余事件是孙中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结果,孙中山的联俄举动并没有妨碍他借关余事件继续擘画他对西方的谋略,两者并行不悖。惟关余危机的结果亦如孙越联合宣言一样,都标志着孙中山联合西方政策的失败。而这两个政策同时又推动了孙中山的联俄步伐,特别是1923年下半年的关余危机,直接迫使孙中山在西方与苏俄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孙中山借关余事件与列强做了一次阶段性清算,而在列宁新思想指引下欲实现“联孙”的苏俄也等到了期待中的结果,孙中山联俄改组,实现了大本营政府的外交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