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经济学来说，当前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新贸易理论(New TradeTheory)刚刚获奖(Krugman于2008年)，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又已开创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与新贸易理论相比，新新贸易更具有开创性，也更贴近现实，它将贸易理论与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企业联系起来，考虑交易成本、产权、契约的不完全性等，而以前的国际经济学并没有考虑企业，也没有考虑交易成本、不完全契约等“噪音”，因此随着企业理论的成熟，为国际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跨国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利润丰厚、竞争力强，对本土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那么跨国企业的优势来自什么地方?传统观点认为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发达的技术、庞大的规模。但在一个生产环节大量外包、融资相对方便、技术本土化的时代，跨国公司在劳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是绝对性的，于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第四种要素：企业家。虽然萨伊、奈特、马歇尔、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看到了企业家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企业家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要探讨企业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企业理论的发展进程并指出，当前企业理论的重大分歧是难以用统一的框架解释企业的生产性与契约性，而从企业家的角度则可以轻松回答这些问题：企业家发现盈利机会后创办企业(生产性)，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协调各种资源并签订各种契约(契约性)，因此企业既是一个生产性组织，也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装置，企业家是两者的连接点。既然企业家如此重要，我们对“企业家”这个概念做了专门的界定：企业家是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具有创新精神和卓越才能的人。创新带来的稀缺性会导致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丰厚利润，卓越才能是企业家权威的来源，因此这个定义中“创新精神”和“卓越才能”两个词贯穿本文的始终。基于前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企业创立者、企业家的独特发现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企业家是企业内资源的调动者，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从企业家的角度理解企业和经济现象。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一企业家的企业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学中。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企业家与跨国企业的创立、发展和消亡的关系。根据上面对企业家的定义，我们可以借鉴Dixit和Stiglitz(1977)模型以及Melitz(2003)的思想，将劳动者的经营能力φ进行汇总，并得到平均经营能力φ～。如果φ>φ～并能弥补创业成本则劳动者进行创业并做一个企业家是最优选择，如果他经营能力较高，在其他国家经营也能获得利润，则他会将经营扩展到国外，这时原本属于国内的企业就成为跨国企业，因此跨国企业与企业家经营能力紧密相关。　　 跨国公司要发展，必须有利润的支撑，当前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产品内分工现象，有些企业在生产链中获得了丰厚利润，有些国家的企业付出了沉重的劳动和环境的代价但是利润微薄。基于合作博弈的Shapley方法，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润丰厚的原因是基于企业家的独特发现，维持高额利润和持久竞争力的是稀缺性而不是科技、品牌等这些表面性的因素。　　 跨国企业的倒闭也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紧密相关，借鉴Dixit和Stiglitz(1977)模型和Krugman(1979)的模型，我们发现企业家能力最高的企业会建立跨国公司，企业家能力次之的企业维持或退化为国内经营(因为跨国经营成本较高)，企业家精神低于一般水平的企业则陷入消亡。　　 企业家除了与跨国公司产生、发展与消亡紧密相关外，还拥有在跨国公司内部配置资源的权威。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指挥另一国家中某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往往并不基于某种强制力，而是基于其他要素所有者的资源服从。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超出一般水平(φ>φ～)，所以其他要素所有者放弃自己对自己的指挥权，服从企业家的权威能够获得更高收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企业家基于自己的独特发现，积累了某些独特资源，如品牌、技术、矿产等，其他资源只有与企业家控制的这些资源合作才能获得更高收益，这样企业家就通过对关键资源的进入权(Access)的控制获得权威。同时本文证明了企业家在企业内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威是最优的制度安排。　　 既然企业家在企业内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威，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企业家是跨国经营制度的设计师，在外包、最终产品贸易、并购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企业家活动的身影，从这个微观角度我们可以推导出国际贸易发展的宏观趋势，从而赋予国际经济学以微观基础。本文证明了企业家在跨国经营中会依照自己能力的高低依次选择本地外包、本地一体化、跨国外包、跨国一体化的顺序进行制度设计。我们通过考察中国最先走出国门的企业之一万向集团，发现企业的跨国经营模式十分鲜明地内生于企业家的能力。　　 既然企业家关系到跨国企业的创立、利润来源和发展、消亡，企业家在跨国企业内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威，企业家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制度设计者，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并获得竞争优势，关键是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企业家的出现。无疑这需要制度上的支持，使新事物新思想的出现不至有太多的阻力和障碍，这正契合了市场经济的精髓：自由即发展。为了促使优秀企业家的出现，我们需要在培养人才的制度上不拘一格，不以文凭和学历为唯一导向。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发达金融手段，使企业家能够及时为自己的盈利机会寻找到足够资金。正如温总理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所讲的，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基于自由的创造”，这不仅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且为我们将来的经济改革方向提供了指南。　　 最后我们要重申的是，之所以要将企业理论和企业家引入对国际经济现象的解释，是因为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不充分。(1)首先它拥有一个基础性矛盾：一方面认为价格机制是完美的，因而无需关注企业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分析问题时又以企业存在为前提。(2)国际经济学在建模时往往只重视资本、劳动和技术，忽视了企业家这第四种要素的存在，而当前劳动、资本等要素多重过剩，企业家成为经济运行最重要的要素。(3)同时如果不详细研究企业，就不能完整地了解国际贸易背后的力量，例如在美国只有4％的企业出口，而这4％企业中的前10％占到了出口总额的96％。更重要的是，国际经济交易具有比国内交易更大的交易费用，在各种经济现象的背后有精妙的组织和制度安排，这些都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予以探讨的。因此我们不难预测，这将是国际经济学未来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之一。正如 Feenstra(2002)指出的：“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全新的研究主题，将取代80年代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90年代前期的内生增长理论，90年代后期的新贸易政治经济学成为贸易理论，成为国际经济学下一步研究的主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