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大陆出版第一部《台湾文学史》以来,由于论述视角的不同,两岸在关于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叙述中存在着颇多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尹雪曼、刘心皇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学者认为1950年代台湾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文学成就与价值的高峰;以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为代表的台湾“本土派”学者认为1950年代台湾文学全由大陆去台的知识分子把持,未扎根于台湾本土的民众真实的现实生活及其内心生活的理想和心愿,脱离民众日常生活的悲苦和欢乐,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是空中楼阁,在文学史上交了白卷;大陆学者普遍认为1950年代台湾文学由于深受国民党“反共复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多作品严重歪曲历史与真实,具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而是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现代主义等“处于意识形态边缘”的文学形式中尚有一定价值。以上观点,无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对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认知,几乎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定论”。而这种“定论”的形成,似乎都没有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时至今日,经过近四十年的海内外学术积累,伴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更多研究视角的拓展,关于台湾文学的评价,特别是关于发生于1950年代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风行时期的文学现象的解读,与其匆忙地将其剥离或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不如暂时搁置政治或认知的分歧,重回历史现场,去发现文本本身所承载的文学经验和日常经验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拟以1950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共复国”政治意识形态下倡导的“反共”文艺兴起、到1950年代中后期“反共”文艺式微近十年时间的文学创作为讨论范畴,选取“反共文学”、迁台女作家创作以及战后第一代乡土文学创作这三种文学现象为讨论对象,引入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隐微写作”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家国话语系统当中阶级、性别、民族认同等三个重要的叙述面向为讨论重点,从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发展史的视野出发,去重新阅读那些几乎被“经典化”的各类题材代表作,在明确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压抑确实存在的同时,试图追溯出在那个政治立场分裂的时代,文学文本中隐含的逻辑与情感上的矛盾和纠缠、以及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碰撞、承续和变异,以重新理解文学叙事与国家历史之间复杂而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