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校教育正经历着从近代型向现代型转变的时代理想,而一个普遍的现实却是学校持久地陷入在应试教育的强大“漩涡”之中,种种基于国家立场的学校教育改革却又显得困境丛生。理想和现实的这种落差促使我们必须从根源上反思我国学校教育实然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偏差及这种偏差在日常学校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和运行机制,以此认识为基础来构建未来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从而促进我国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并逐渐稳步完成转型,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旨趣。论文第二章力图从理论上确立一种定位教育价值取向偏差的综合性认识立场。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尔》、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称为教育思想史上的三大“不朽瑰宝”,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基本立场定位下的教育价值取向类型：即国家本位教育价值取向、个人本位教育价值取向和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由于这三种类型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人类的教育实践来说,唯有彰显这三者各自的合理性并避免其局限性才能达到一种理想境界。因此,从理论上讲,一种理想的教育价值取向追求应该是不断致力于综合性地满足国家、个人和社会三方面的合理教育价值需求从而无限趋近于一种三元均衡的理想状态。以这种理想状态作为一种理论背景和认识立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反思学校教育实践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偏差并由此合理定位未来调整的方向。基于上一章确立的认识立场,第三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具体社会理想的历史变迁为线,以党和政府制定的与学校教育紧密相关的宏观教育政策为载体,对我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整体偏差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我国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从总体上经历了政治革命中心时期国家本位价值取向的基本成型期、经济建设中心时期国家本位价值取向的内涵调整期以及走向科学发展时期国家本位主导、个人本位价值取向初露端倪期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总体来说,我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国家本位偏向,它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明晰了我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整体偏差之后,论文第四章进一步反思这种整体偏差在日常学校教育生活中所造成的价值导向偏差。优生评选和班干部选拨构成了我国学生日常学校生活的两条“制度轨道”,它们向所有学生明示着学校教育的价值导向。论文以一种仪式性眼光对这两种制度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由此发现国家本位价值取向正是扎根在这些习焉不察的日常制度实践之中,这些制度深深浸透着国家造就所需精英的强烈渴求,精英与大众的身份分隔构成了我国日常学校教育生活中的一个仪式性主题。本章最后对这种精英主义价值导向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种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第五章则从学校组织的日常管理层面反思其中所蕴含的学校教育价值追求偏差,这种偏差集中体现为功利化思维主导下的教育“生产”效率崇拜。本章重点分析了这种效率主义价值追求的实现机制,它主要包括无所不能的政府角色定位、唯上负责的科层组织设计、细微有力的教学活动规训和过多且细的教育效果量化考核四个关键性的“技术环节”。学校教育中的效率崇拜实质是一种工具理性崇拜,它遮蔽了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性社会组织应有的价值理性,要实现学校教育本质的回归,必须将学会民主生活作为其基本的价值追求。上述考察表明：我国学校教育存在着“整体上的国家本位偏向——学校生活中的精英主义导向——学校管理上的效率主义追求”这样一个明显的“价值取向偏差链”。调整这一“偏差链”的关键在于淡化国家本位,凸显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中的合理性,论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调整的基本路径。首先,调整的目标路径。现代公民作为一种理想人格集中代表了国家、个体和社会三者的教育价值需求,因此应明确把培养现代公民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价值目标,以此淡化国家的精英渴求。其次,调整的制度路径。构建学校教育的公共治理模式,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淡化国家权力本位,使国家、个人和社会的教育价值需求都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最后,调整的实践路径。这是指要以民主作为根本价值追求来塑造学校的整体生活形态,防止国家权力对日常学校教育实践的“独霸”,从而使学校教育对促进个人生命成长和社会生活进步的双重本体价值得以不断凸显出来。具体的路径是培育批判型课堂教学文化,创设自治型班级公共生活,构筑互学型的学校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