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立法中并不存在成年意定监护的概念,其仅为学理上的称谓,是与法定监护相对应的一种新型监护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首次引入老年人意定监护,之所以对此进行规定更多的是考虑到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出现了越来越多老年人“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而传统监护制度无法应对实践中的新问题,并且与尊重自我决定权的国际人权新理念不相符,由此引入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但其意定监护的适用范围有限且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民法总则》第33条将意定监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成年人,首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相较于以往立法而言有了更大的进步和适用空间,但其对于意定监护仍然规定的过于原则化,从而导致该制度的具体运作面临法律依据欠缺之困境,不利于发挥民法典对于实践活动的引导作用。意定监护合同的订立和生效对于整个成年意定监护流程的开展至关重要,但我国现行成年意定监护立法并未对订立意定监护合同需要经过何种程序以及合同生效的具体认定标准等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使得该制度无法得到实际应用。除此之外,当前我国相关立法对于意定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内部权责分配失衡,过于强调意定监护人的义务而忽视对其权利的保护,未对被监护人应承担的义务进行规范,也未涉及意定监护人与外部法定监护人的衔接适用问题,无法为适用主体提供具体指导。另外,我国现有意定监护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不仅监护监督主体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突出,而且缺少对监督主体具体职责的规定,欠缺对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全程性监督。鉴于国外对于意定监护规定的较为健全,我国可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立法经验并结合本国成年意定监护的具体实践情况,从成年意定监护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成年意定监护当事人的权责分配、成年意定监护监督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进行完善。在意定监护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方面,需要公权力的适当介入,通过公证程序来订立意定监护合同,由公证机构对合同进行实质性审查,明晰合同生效的具体认定标准;在意定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内部权责分配上应坚持意思自治与法律限定相结合,平衡监护双方的权责关系。而在意定监护人与外部法定监护人的衔接适用方面则应切实尊重本人的自我决定权,践行意定监护人履行职责的优先性规则;针对监护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应当构建起双轨制监督机制,遵循最大程度保护和最小限度干预原则,发挥意定监护监督人的主要作用,并明晰公权监督的职责划分,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