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每个发起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怀疑上取得了“态度的同一性”。但是,他们对于“科学”、“民主”的理解各不相同,所坚持的“启蒙观”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在“重新估量一切价值”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他们用各自不同的理解实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这场运动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实绩的作家,凭着自己的理解通过创作诠释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继而形成了“鲁迅五四文学传统”。简单地说,“鲁迅五四文学传统”是“五四”文学大传统中的小传统,它和其他发起者的“五四”文学传统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整个“五四”文学传统。在鲁迅看来,文学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立场和独立的行动力量。他对文学的定义既立足于文学本身又不拘泥于文学。很显然,鲁迅“五四”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是一种清醒而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其对中国新文学的构建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可惜的是这一个传统在他逝世后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在火光冲天的40年代,“鲁迅五四文学传统”几乎被政治这把利剑无情地腰斩。在解放区,“王实味事件”的发生,导致了鲁迅“五四”杂文传统走向了失落。当然这种局面不仅限于解放区一隅,国统区也难逃其命运的窠臼。当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传达到国统区后,掀起了一股《讲话》热。于是,很多作家放弃了自己先前的写作姿态,投入到抗战的宣传工作中来,从而文艺成为了宣传政治的工具。鲁迅“五四”那种暴露黑暗、批判现实以及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文学传统被时代冷落。正如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就在失望之余,我们将目光投向40年代的沦陷区一瞥,发现了手持孤傲冷峻之笔的苍凉女神——张爱玲。她的《流言》继承了鲁迅“五四”杂文传统,勤奋地作着鲁迅当年所期盼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她的《传奇》对“女性的人生”和“女性的人性”现实客观的书写延续了鲁迅关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问题的思考。张爱玲的笔下缺少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没有鲁迅的热和力,常常表现的是参差对照下的安稳人生。她的笔下没有鲁迅的悲壮,更多的是人性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