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消费问题从人类社会诞生起便已存在,但这并不意味关于这一命题的理论已经成熟,恰恰相反,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正在理解和研究各类消费问题。在中国,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消费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消费指标为重要表征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依然是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发展目标。且农村居民消费关联经济增长、关联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供需相匹配目标实现,因此对其消费,尤其是消费潜能的测度和评价就成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命题。2015年,西部农村居民总数占中国城乡居民总规模的13.85%,其消费支出额仅占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6.09%,且西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高,所以西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大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具有迫切性。鉴于此,本项研究以消费潜能为研究视角,构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研究理论框架,并结合相关数据测度和评价西部农村居民蕴藏的消费潜能,研究其消费潜能变动规律,设计消费潜能开发对策,以促使消费潜能向消费需求转化,实现西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并以消费拉动西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项研究遵循“消费潜能内涵界定—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与评价—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的研究思路,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和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为理论基石,在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相对消费潜能测度模型、绝对消费潜能测度模型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1991-2015年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相关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时变参数模型测度1991-2025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水平及1993-2025年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结构等情况;结合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关消费数据,测算出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潜能指数,比较了西部省域之间及西部省域与中、东部省域消费潜能指数差异。据此,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界定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为蕴藏在农村居民身上尚未释放的消费需求,不仅仅是一种已沉淀消费需求,而是一种动态变化的消费需求。依据参照对象不同,可分为相对和绝对消费潜能;依据时间发生与否可分为已沉淀消费潜能和未来消费潜能。第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方面。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相对和绝对消费潜能水平在1991-2015年呈正负波动变化,表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发挥实质效应;在2018-2025年呈逐年扩大趋势,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约束下的城镇居民。第三,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方面。西部农村居民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潜能水平在1993-2015年呈正负波动变化,在2018-2025年均呈逐年扩大趋势。从绝对消费潜能结构上判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1993-2015年实现由生存型向享受型优化,发展型消费意愿受“抑制”;2018-2025年消费结构优化难点仍在发展型消费。第四,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消费能力、消费需要及消费条件三个子系统。消费潜能指数及聚类结果表明,西部区域内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存在省域差异,内蒙古、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高;广西、重庆、四川等六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居中;贵州、云南、甘肃等三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低。与中、东部省域相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较差,受限因素主要是消费需要和消费条件。第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目标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不应是消费需要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单一过程,而应是包括消费潜能培育的可持续过程。因此,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应包括已沉淀消费潜能的释放、未来消费潜能的释放及培育等三个目标。而与中、东部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相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较差,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培育是消费潜能开发目标的重点。第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方面。需要从提升消费能力、拓展消费需求和改善消费条件等方面,具有省域差异性地思考开发对策。同时协调消费潜能培育和消费潜能释放的适度比例,以建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本项研究贡献了消费潜能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对消费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结构的测度及综合评价,有助于摸清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有助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弥合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科学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发挥正向消费关联效应,拉动西部经济的新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