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传播者和受传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喜欢读书，关心新知识、新思想，关注社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传播模式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上下传播，主要是以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信息的质和量为判断标准，从高到低、从多到少的进行传播，以启蒙为主要特点。另一种是平行传播，是作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信息共享，以知识互换和交流为主要特点。两种传播交叉进行，使得《读书》杂志成为一个有利于学术互动的百家争鸣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讨论空间。　　 《读书》坚持和贯彻了“以书为中心的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定位和“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的宗旨，三十年来《读书》历任四代主编，各有办刊风格和特点，但主要可以归纳为出版家办刊和学者办刊两种办刊风格。以时间上来看，《读书》在这两种办刊风格之间的选择探索呈现出以下脉络：出版家办刊——学者办刊——出版家办刊。体现到传播内容上则各有侧重点，1996年之前《读书》的传播内容是以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领域为主的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1996年到2007年8月，是以经济、政治、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术性较强的思想、理论批判。2007年吴彬任主编后至今，回归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主兼顾学理，并体现时代新特征。所涉及的主题包括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知识分子传播主体对于自身的敏感关注和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自身、教育和杂志本身的讨论，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我传播。　　 《读书》通过在稳定的栏目设置和架构中灵活穿插特色专栏，保持简洁、雅致的装帧设计风格并兼顾活泼的因素、在变化中坚持广告的格调与品位，来保持杂志的守常与创新。正因为《读书》有着三联书店这个良好的文人办刊传统和创办资源，在经济上、思想上、文体上保持知识分子刊物的独立性，同时善于处理和政治的敏感关系，重视营造知识分子的归属感，成就了《读书》杂志的成功。但是，它依然面临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学术环境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读者和作者群体有了不可避免的改变，也对《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份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传播媒介能够成功生存，不仅仅要在自身的编辑方针和经营策略上努力，还需要综合考察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自身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的改变，传播他们的心声和需要。在新时期，加强《读书》独特的市场定位和读者定位。建立读者俱乐部，建立多元化经营模式，以应对市场竞争和网络应用给《读书》带来的双重压力。